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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兩代:游牧經濟的崛起

秦帝國鼎盛時期,作為北方典型游牧民族的匈奴,人口數量還比較少,居住得也比較分散,並未合成一支完整而強大的政治勢力。秦帝國終結之後,北方游牧民族經歷兩代匈奴單于的整合,在中原大混戰時期,終於形成了一個綜合實力非常強大的社會群落。司馬遷在《史記》中介紹匈奴時,曾談及過這個問題。

有關匈奴社會的發展脈絡,由於沒有更多且詳盡的資料證明,故無法提出疑義。只是有一點經濟問題,讓人比較難以理解。古書中關於游牧民族的記載、介紹,多稱他們不從事農業耕作,日常飲食只局限於動物類食品,即肉、奶等完全來源於牲畜的食品。先不論營養問題,單是這食物的來源渠道,就很成問題。首先是渠道過於單一,其次是產量有限,這兩點欠缺造成抵抗經濟風險的能力極弱,同時難以滿足人群正常的生存需求。以人正常的營養需求來看,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中也應該有一定比例的植物類食品,只是他們獲得植物類食品的方式不像農耕民族那樣靠深耕細作,而是比較粗放的簡單採摘。
  

匈奴人的社會群落整合,與其社會結構發展有一定的聯繫,因氣候變化而導致的經濟結構改變,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所出現的風險,是促使社會群落主動合併的原動力。關於經濟體規模與抵抗風險的關係,前文已經詳細論述過,此處不再贅述。

  

以畜牧業為主要經濟支柱的經濟模式,其抵御風險能力脆弱,可延展性也比較差,人口增長速度稍微放快,社會群落內的經濟鏈條立刻就會繃緊。至於遭遇到些許天災人禍,社會秩序因經濟動盪就會產生不可避免的混亂。如果社會群落內部無法消化經濟壓力,那麼就會轉向將經濟壓力施加給周邊臨近的社會群落。

  

河套地區,對於游牧民族來說,其意義之重大幾乎等同於命脈。因為這裡富足的經濟環境,是擴大社會群落經濟彈性並進一步發展的關鍵資源,是承載游牧文化的重要載體。失去這個地區,就等於失去了社會群落的半條命脈,所有戰略發展規劃都將改變,這必然是匈奴人不願接受的。然而軍事實力上的差距,使得他們無法正面對抗強大的秦帝國軍隊,只能將經濟生活區遷移至秦帝國軍隊的軍事打擊範圍之外。

  

由於游牧民族生活習慣所致,他們幾乎長年生活在馬背上,對於馬匹的駕馭能力要遠優於農耕民族。如果將這特性應用到軍事技術中去,將會對部隊的機動性和殺傷力帶來巨大的提高。對於匈奴人來說,幾乎不用特意的訓練,就能將騎術轉化成軍事技術。這種高機動性、高靈活性與高殺傷力的結合,使得匈奴人的小股武裝力量經常能騷擾得秦軍不勝其煩。為了降低匈奴人游擊的威脅,秦帝國軍隊在司令官蒙恬的指揮下,開始建立朔方之城,同時遷移人口對此地進行經濟開發。漢帝國大將軍衛青主持建立的朔方城,正是基於秦時蒙恬建城舊址,對其進行翻新加固才成的。

秦始皇逝世後,帝國內部產生突變,隨後各地的武裝叛亂擾亂了帝國的一切秩序。原定的築城計劃隨著這場內亂,終因無人督促、負責而流產。我們不難理解這一點,既定的千秋霸業藍圖都半途而廢,何況區區一個朔方城。帝國內亂期間,受政治脅迫的移民開始私下里離開了河套之地,或是返回故鄉,或是逃向山野,總之是逃離開險地避禍去了。邊防的壓力減弱,使得匈奴人再次活躍在河套地區。

  

秦漢交替的八年戰爭裡,幾乎摧毀了中原地區的一切經濟帶,而這八年則給了匈奴人充分的整合社會群落的機會和休養生息的時間。漢定中原後,匈奴業已成為中國北方最強大的游牧民族社會群落。社會群落的擴大,勢必使經濟體擴大;經濟體擴大,勢必導致抗風險能力增強。經濟的穩定促進了人口的增長速度加快,人口的增加達到一定程度,推動了對更多資源的需求——這是建立在生產技術無提高基礎上的必然結果。

  

為爭奪資源,公元前200年九月,匈奴悍然奪取了漢屬地馬邑(今山西朔州)地區,之後繼續南進,於晉陽(今太原西南晉源鎮)地區與漢軍產生大規模武裝衝突。漢高祖率軍親征,初戰小胜,而後乘勝追擊,結果於平城地區(今山西大同市東北)遭遇匈奴軍埋伏,敗走後退守白登山(今大同市東北馬鋪山)。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圍。

類別 :[歷史][歷史時期][經濟][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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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 (52.69.*.*)]的評論 [回复 ]時間 :2015-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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