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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堂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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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紀中葉在中國回族穆斯林中流行的伊斯蘭教專用語言，或在寺院經堂教育中使用的伊斯蘭教宗教術語。其基本語法結構和一般詞彙屬漢語，只是夾雜有大量的伊斯蘭教語詞。 簡介 以詞彙為例，可分為： （1）阿拉伯語、波斯語的漢語譯音，如“安拉乎”（主宰）、多斯提（朋友）；（2）漢語的意譯，如“定然”（命定）、“解明”（銓釋）、“祿量”（滋養）等； （3）借用佛、道等宗教術語，如“造化”、“參悟”、“本體”、“無常”等。這些詞彙賦予伊斯蘭教含義後，逐漸形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經堂語”。其語法基本運用漢語語法規則，但仍有一些特殊的組合現象：一是以詞代句，而主語、賓語和定語一般用阿拉伯、波斯語詞彙，如“腮拜卜不好”（即機會不好）、“動耐夫斯”（生氣）、“撇申下來”（撇申禮拜後的時間）等。迄今，經堂語在回族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仍普遍流行。 經堂語的歷史淵源 經堂語依附於經堂教育。經堂語的歷史也至少應該和經堂教育一樣古老。然而，“明代以前，清真寺有無回文大學之設，無從查考”①，有文獻資料可以證明的經堂教育創立時間是16世紀末。這個時間的確定完全依賴於中國回族經堂教育陝西學派的始祖胡登洲（公元1522∼1597年）的生平資料。胡登洲，字明普，陝西咸陽市渭城人。據說他年近五句時曾客居北京，拜位來華的阿拉伯纏頭叟為師，學習《母噶麻忒》等經典。既而歸故里設帳講學，是為回族經堂教育之溯。依此推論，則回族經堂教育的創立時間大約在16世紀70年代以後。經堂語的時間上限最晚也不會遲於這個時間。 語言特徵的相似性 如果單純從語言特徵的相似性角度來考察的話，回族經堂語的形成年代還應提前一步，進而與元代白話與明初語體文搭上界。為此，我們可以各選擇一段經堂語和元明白話進行比較：“我憑著普慈今世、獨慈後世的主的尊名起，感贊調養普世界的主，好結末是在一些行計較的人上。主的慈們與安寧，降在他的欽差穆罕默德與他的家眷一總上。在讚主、贊聖之後，祈望主在兩世裡邊給你吉慶者。你知道這件事情者，這本其他布，是解明修伊斯倆目的根腳。包含五個模幹狄賣，作為五門十四篇。”（私刻《爾圖德漢譯精華全冊》，以下簡稱《爾》)。 至元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中書省奏過事內一件：“系官的庫裡倉裡錢物，偷了來的，少了來的，拿著底人多有。錢賠不起呵，他底田產、人口、頭匹的，不揀甚麼，準折屬官。地不勾呵，保人根底交賂者。更不勻呵，本人根底交配役，他每工錢算著，那錢數到呵，放呵。怎生？”麼道來，奏呵。 “交保人每賠底，知它怎生有？然那般，依著您的言語者。偷了錢物來的賊每根底不合放”②。 語氣與風格 這兩段話的語言風格十分相似。比如，其中的祈使句均用語氣詞“者”（又作“著”，宋元．通用）字來煞尾。所不同的是前者譯自阿拉伯語經典，其中夾雜著阿拉伯語的語彙，如“其他布”（經典）、“伊斯倆目”（伊斯蘭教）等，後者卻是蒙古語的直譯休，其中出現了“麼道”（“說著，這樣說著”的意思，用於句末，略如古代漢語的“雲”）這樣的蒙古語詞。如果詳加分析前段經堂語的詞彙，就可以發現除語氣詞“者”以外，還有好幾個詞都與元明語彙大有乾系，如： 結末：結果。 《劉知遠諸宮調》十一“四方國柄我權握……有印後為安撫，無印後怎結末？” 一總：總共，所有的。 《薛仁貴》一折：“當日三箭定了天山，殺退摩利支，都是我薛仁貴的功勞也。則不這件，一總過海平遼，有四十五件大功，都被張士貴賴了。” 根腳：基礎、底子。又引申為出身。 《朱子語類輯略》：“賈誼之學雜……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腳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元朝秘史》：“拾得個小兒，鼻上帶一個金圈子……何顏會說：'必是個好根腳人的兒子。'” 但是，有幾種因素使我們不能夠遽下斷語，認定經堂語的形成年代在元末明初。一是語言的漸變性。語言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變化，但語言的發展變化卻是漸進的，不可能在很短時間內完成。從元末明初至文獻資料可以證明的經堂語形成年代約有不足200年的歷史，要在這不足200年的歷史中給語言劃一個比較嚴格的分水線這是很困難的。其次，是漢語發展史中始終存在的文言與白話的對立。 《三國演義》、《三遂平妖傳》和《水滸傳》的作者都與羅貫中有關，但其語言風格歧有不同。 《水滸傳》是明快流利的明初口語，而《三國演義》中卻夾雜著大量的文言成分。二者所反映的口語成分比例不可同日而語。一般來說，這時的白話文作品更多保留了宋元白話的語言成分。經堂語是一種講經語言，它的性質決定了它只能是道地的口語。因而，我們在論述經堂語直接發端於元代或明初口語，但也不能僅僅由此而排除它或者是在保留元明語言成分的後來的某種方言的基礎上形成這一可能。 這樣的論述並非毫無意義。以此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考慮語言的漸變性特點，還是口語文保留更多宋元語言成分的因素，經堂語的語言年代可以有約200年這樣一個較長的時間跨度。這一結論對考察經堂教育的起源將不無裨益。如果我們有辦法證明經堂教育起源於元或明初，進而推斷經堂語的源頭是元末明初口語，在經堂語的語言特徵上，這是可以允許的。 事實分析 事實上，有很多跡象表明，胡登洲並不是經堂教育的創始者，而是經堂教育的承繼者和集大成者。劉迎勝先生分析了元明回回語言文字學後認為：“從目前的資料分析，中國的穆斯林語言文字學興起於元代，明代胡登洲的經堂教育應該是明初官辦穆斯林語文教育的繼承和發展。 ”③他用這樣的圖式來表示這種繼承關係：唐代，波斯移民和中國摩尼教教徒中的中古伊朗語、波斯語教育一元代，“回回國子學”和“回回國子監”的回回語文教習一明代，“四夷館”和“會同館”中的“回回館”的波斯語教明末胡登洲開始的經堂教育④。 除了文獻資料外，我們可以從經堂語本身再提出兩點證據，來支持回族經堂教育發源於元明穆斯林語言文字之學的推斷。其一，是經堂語的“通語”或“准通語”性質。眾所周知，漢語言的基本特點是地異言殊。依照方言的內部特點可以將全國的方言劃分為北方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和閩方言屬七大方言區。方言區之下又有次方言區，如北方方言又可劃分為北方官話、西北方言、西南方言和江淮方言四個次方言區。雖然如此，各次方言區內部仍然存在著不小的分歧。回族居住大分散、小集中，遍布全國，其交際語言也與當地方言大略一致。經堂語言隨回族的居住特點而存在於各個方言區內，但除了各方言區經堂語在語音上的差別以外，其詞彙、語法結構具有明顯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說明經堂語在回族經堂教育中具有某種“通語”或“准通語”的性質。經堂語的創始人如果是胡登洲，我們很難設想這種相沿已久的經堂語只是由於他個人的努力提倡而通行全國，這是很難理解的。 仔細分析經堂語的譯文風格，就會發現它與元明時期的譯文風格十分相近。元明時期的翻譯作品我們可以翻檢其內容大都是譯自元代蒙古語的公牘的《元代白話碑》碑文、元貫雲石所作《新刊全相成齋孝經直解》以及明初洪武年間譯成漢語的《元朝秘史》等語言材料來加以研究。如《孝經直解》：原文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复坐吾語汝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直解孔子說在先的聖人有至好的德、緊要的道理。你再坐地，我說與你身體、頭髮、皮膚，從父母生的，好生愛惜者，休教傷損者，麼道。阿的是孝道的為頭兒合行的勾當有。再來看一下經堂語的語言： “聖人每一位是本光陰至貴的，至有智慧的，禀性至好的。” “歸信好與歹的定奪一總是主的造化與板代的營幹。” “你們的每一位可亦喜這件事。” “他吃他的死弟兄的肉，既然如此，你們僧惡他者。” 元明兩代的政府機構中都設有從事包括回回語言文字學教習、研究的機構。元代有“回回國子學”和“回回國子監”；明代在“四夷館”和“會同館”中專設“回回館”，流傳至今的《回回館譯語》和《回回館雜字》即其成果之一。考慮到回族經堂教育與元明官辦穆斯林語文教學的繼承關係，揆諸經堂語的語言實際，我們可以推斷：中國回族經堂教育中使用的這種經堂語，其實發源於當時通用的翻譯語言——無論是外種語言（如蒙古語）還是古代漢語經籍，在翻譯成白話文時均採用的一種較統一的語體。回族的先民在譯解阿拉伯語或波斯語的經典時，也概不例外地仿效、採用了這種口語文。這種翻譯語言人所共用，具有“權威性”或“通用”的地位。因此才很容易為全國教胞所接受。當然，在其流行過程中，或許有胡氏的提倡之力。 經堂語的詞彙構成 語言的構成成分是語音、語法和詞彙三要素，我們這裡只選擇其中最後的一項進行探討，並非經堂語音的語言和語法沒有研究的價值，而是因為：（一）關於經堂語的語音。正如上言，經堂語的語音是與全國各方言區的語音特點相一致的。一個北京牛街的阿訇和一個銀川的阿訇講同一部經典，前者使用道地的北京口語，而後者卻操蘭銀官話的腔調。各地經堂教育中曾使用過一種叫叫。 “兒錦”（“消經”）的拼音文字，即用阿拉伯字母來拼寫漢語，但這種拼音文字卻按照各自的方音各自為政地拼寫，未能像漢語拼音那樣全國統一，正是這種南北音殊所造成的直接後果；而關於經堂語由大量借用阿拉伯語、波斯語詞彙而吸收了阿拉伯語、波斯語語音這一特點，我們在下面的討論中將有論述。 （二）關於經學語的語法特點。這一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研究。一是經堂語由於借用阿拉伯語、波斯語詞彙以及受阿拉伯語語法的影響，而形成的獨特的語法現象，如“漢語動詞十阿拉伯語波斯語名詞”的動賓結構（做乃麻子、做都哇）、“漢語修飾語十阿拉伯語波斯語被修飾語”的偏正結構（漢其他布）等。對於這一問題近人已多有涉及，故在此不再作更多的論述。其次是經堂語的語法還保留了元明白話的語法特點，如： （l）“他命一個押，到在某一棵樹的跟前……”（《爾》）2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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