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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系結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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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系結構是當前國際體係正處於從冷戰時期的兩極體係向後冷戰時期的多極體系轉型長期進程，中美把兩國在國際體系中的互動視為調整相互關係和探索今後發展的重要平台。但是，中美的綜合國力和利益存在相當差異，兩國的側重點和復合面主要在某些領域和地區的分體系方面。隨著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影響國際體系的轉型和構建的行為體呈多元和多樣趨勢，這也成為中美的相應戰略和舉措需要加以認真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 國際體系的學術界定和政治含義 學術界的界定。 總的來說，國際社會關於國際體系的界定具有學術性和政治性兩大類。西方國際關係學界對國際體系概念迄今尚未達成“能被普遍接受的標准定義”[1]。現實主義（尤其是新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特別是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乃至英國學派等立論的基礎是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以此為出發點，新現實主義重點闡述了國際體系力量結構的配置與變遷，新自由主義著重分析了國際體系製度的作用和變遷，建構主義則主要關注國際體系觀念、認同的定位和變遷，英國學派則對國際體係與國際社會作出了經典的區分[2]。中國國內有關國際體系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學者們對國際體系的界定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界定的國際體係與英國學派的國際體系概念基本一致，即：在特定歷史時期，彼此進行互動的主要世界大國，按照一定的結構形式結合在一起所構成的整體[3]。這一界定強調了國際體係與國際社會的區分，認為國際體係不如國際社會那麼具有規範性，更多以權勢界定、更具衝突的可能；[4]因此，國際體系很大程度存在某種等級制結構[5]，“極”是一個理解國際體系的重要概念[6]。第二類學者人數較第一類多，其所使用的“國際體系”事實上是指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國際體係是指由密切聯動的各行為主體構成的，具有結構、功能並與環境互動的有機整體；包括國際行為主體、國際力量結構、國際互動規則和國際機制等四方面[7]。由於規範性較強，國際體係可以是和諧的、或可以實現和諧，國際規則、制度等的重要性相當明顯[8]。 需要指出的是，國際體系、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都是描述國際政治的重要概念，三者之間既有密切的聯繫，又有本質的區別。就三者關係而言，國際體係是對國際關係整體狀況的概括，最具寬泛性。國際格局則是對其中各行為體，特別是“主角”行為體的互動及關係狀況的描述，是國際秩序的重要基礎。國際秩序則更加強調各行為體互動和作用的規則性和規範性，最為狹隘。但在實際運用中，由於理解上的模糊和不加區分，國內外學術界仍然存在著對這三個概念混用的現象。 在此基礎上，作者把國際體系定義如下：國際體係是對國際關係整體狀況的一種概述，是指國際社會各行為體之間相互作用形成的既對立又統一的整體，是指有規則、有機制並且分享共同價值和方向的一種穩定態勢。 各國政府的國際體系觀。 國際體系一旦建立，具有相對穩定性，主導國往往能超時空地獲益。因此，各國政府國際體系觀大多強調國際體系的政治性和利益性。但是，不同的內外環境構成了各具特點的國際體系觀，主要國家的體系觀大體可分為在維持現狀中改變、在改變中構建的兩種基本立場。 中國政府強調主權國家是國際體系的主要和基本行為體，單極傾向和多極趨勢是當前國際體系的基本特點，通過世界多樣性和文明對話構建國際體系的主流價值觀，推動建設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是國際體系的發展方向。 美國政府在國際體系問題上堅持本國利益的最大化，但要求他國接受國際體系多元化的現實和結果。美國在國際體系挑戰問題上特別敏感，既要面對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挑戰，又要防範其他大國可能的取而代之。在全球範圍內實行美國式民主是它倡導的主流價值觀，維護和延長美國獨家主導地位是它國際體係發展方向。 以歐盟為代表的歐洲總體上認同當前以美國為主導但歐洲得利的國際體系，但相當一部分歐盟成員反對美國的單邊主義立場。歐盟成員主張聯合國成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最關鍵的主要的機制，推動地區和地區間的合作。同美國強調利益和力量相比，歐洲更加強調價值和理念。 日本政府認為，各地區的國際局勢出現深刻而復雜的變化，對日本的“綜合安全”目標構成多方面影響，也需要不斷對現有的國際體系進行改革和創新，並製定新的行為規則和運行機制。日本要求在以國際體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把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作為其國際體系中重要成員的主要標誌。 俄羅斯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是國際體系的主要參與者和製定者，認為當前的國際體係正處在向多極化發展的過渡過程，俄羅斯應當在國際體系中負起與其地位和能力相稱的責任，不僅要參與“全球議事日程”中的事務，還要為製定這一議程作出實際貢獻。 印度政府認為當前國際體系複雜多變，但其實現世界大國的抱負恆定不變。印度以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的地位和身份要求參與國際體系遊戲規則的製定，對國際體系施加應有的影響，並希望世界朝多極化的方向發展，以更好地保障國際社會的穩定。 以非盟為代表的非洲觀點是，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沒有充分考慮到非洲的利益，希望非洲國際體系中享有更大的發言權、更平等的地位，加強國際體系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在加強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實現發展目標。 拉美國家普遍不滿現行國際體系，希望成為國際事務中全面、平等的參與者，主張將國際體系議程的重點從政治和地緣戰略轉向開放市場和消除貧困，希望成為國際事務中全面、平等的參與者，加強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強調國際法對外交政策的規範作用，加強和聯合國的作用，建構建立新型南北關係，建立更為自由、開放、公正、合理的以及照顧發展中國家需要的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 領域性和地區性分體系的特點和作用 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體系進入較長時期的過渡和轉型期[9]。轉型期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行為體趨向多元化和多樣化、規則和機制的改革與調整、新興大國和資源富集國家作用上升、文明和價值觀因素的凸現等特點。鑑於目前整體性國際體系尚未最終形成，因而有必要對國際體系進行領域性和地區性的分別研究和分析。 領域性分體系 是從全球範圍內對各行為體在安全、經貿、能源、文明等相關領域關係的概述，是國際體系的延伸和細化。 國際安全體系最主要的特點是安全要素多向擴展，綜合安全概念正佔據主導；安全威脅多樣關聯，非傳統安全威脅日益凸現；安全結構日趨多樣、複合，行為體互動模式和理念不斷變化，“軟均勢/平衡和戰略防範”模式正在取代傳統的“均勢/平衡和聯盟”模式。此外，安全體系中的意識形態內容日益凸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安全體系中強調“民主和評論”，力圖主導構建國際安全體系的話語權。 國際經貿體系在世界範圍內的認同度較高，但爭論的焦點不少。許多國家和地區批評現存國際經貿體系的不公正性和不合理性，但務實地主張進行局部和漸進的改善。美國作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試圖在國際經貿體系中維護和延長它的主導地位；歐洲、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希望在多邊框架下享受更多的權益；已經或正在興起的發展中國家爭取以國際規則的形式鞏固其權益；最不發達國家則要求分享現存分體系能給予最大的保護和照顧。國際社會爭論的焦點是經貿協調、金融安全、貨幣匯率、區域合作、自由貿易區等問題。 國際能源體系近年來呈複合型和復雜性趨勢。美歐金融資本和石油大國共同主導著國際能源體系，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大國從生產和消費兩端衝擊現存體系，國際能源安全面臨嚴峻挑戰。有關的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著眼於地緣政治和戰略利益，運用各種手段在各個領域進行競爭和合作。國際能源機構、石油輸出國組織、國際能源會議和八國集團等試圖從機制上平衡利益和規範行為美國在準備把新興大國納入其主導的能源多邊機制的同時，還把後者視為競爭對手而進行戰略防範和牽制。 國際價值體系和文化/文明體系轉型的重要標誌是，自由民主化進程繼續發展，普世價值觀與發展模式的差異性、多樣性的辯論仍在進行，當前美國與伊斯蘭世界中的激進勢力的對抗加劇，文明衝突的陰影有所擴大，同時文明對話的戰略意義也日益顯現，國際社會對文明對話的重要性認識和自覺也明顯提高。 地區性分體系 不是國際體系簡單分解，而是從某一地區的具體情況出發，構建地區內各行為體的互動機制和規範。地區分體係受制於國際體系，但又反映了該地區的綜合特點。 亞洲國際體係正在多重複合中逐步成型。亞洲地區性組織自冷戰結束以來發展較快，如綜合性的上海合作組織，經濟性的亞太經合組織和“東盟 3”，安全性的東盟地區論壇等，此外還有非官方的組織和論壇。亞洲國際體系的另一特點是區內和區外國家（美國）聯繫密切，互動頻繁。以美國為首的雙邊安全框架和發展中國家建立的多邊安全框架共存。這種安全二元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亞洲國際體系的穩定，但也對其進一步的發展製造了障礙。 歐洲國際體係正處於鞏固性的調整時期。歐盟憲法危機突顯歐洲一體化長期存在的深化和廣化之間的矛盾，歐洲各國註意力相對內顧，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後延。此外，歐美重新界定北約的功能。北約正在由主要側重軍事同盟和傳統安全，逐漸轉型為軍事和政治功能並重、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兼顧的軍事和政治組織。北約與俄建立的和平夥伴關係；同時在歐俄關係中，俄越來越傾向於將能源作為一種政治工具。 非洲國際體系進步的最大標誌是非盟的成立。非盟一方面以非洲發展新夥伴計劃及非洲互查機制促進非洲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推動非洲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既強化了非洲的認同感、也增強了非洲在世界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現存非洲國際體系難以有效應對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的雙重挑戰，需要強化對對二者的協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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