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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基本信息

詞目:導言

拼音:dǎoyán

英文:introduction

關於導言:

又被稱為引言。亦稱緒論,是指著作前的概述部分。用於說明自己撰寫著作的目的、過程、資料來源,並扼要地說明書中闡述的觀點和結論,使讀者先得到一個總概念,幫助理解整部著作。

詳細釋義基本解釋

1. [introduction]

2. 導引雙方意見的話[introductory remarks]

3. 書或論文等的為主題、主要部分提供預備性說明或評論的有特色的部分,也叫“引言”

詳細解釋

1. 傳達疏導之言。

《楚辭·離騷》:“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 王逸注:“言己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複使回移也。” 姜亮夫校注:“導言,即己所欲達而使媒理導成之言也。”

2. 書籍或論文開頭的引言。

墨子·導言

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社會從宗法貴族制向官僚地主製過渡的大變動時代。作為這種社會大變動的表現和結果,在當時湧現出許多思想主張互不相同的學派。其中影響最大的有二:一為孔子開創的儒家,一為墨子開創的墨家。它們在戰國時期並稱為當世的顯學。 《韓非子-顯學》篇說:“世之顯學,儒墨也。”[1]

墨子名翟,魯國人。生卒年具體不詳。但從歷史文獻來看,我們可以斷定,墨家的產生當在儒家之後。據《淮南子-要略》之說,墨子原為儒門弟子,後因不滿儒家學說而另創一對立的學派: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由此看來,墨家學說乃是墨子對儒家學說進行反思和批判的產物。從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墨子》一書確實不難看到,墨家學派對儒家從周代貴族社會繼承下來的禮樂等文化形式進行了大量的攻擊,如《墨子》書的《節葬》、《節用》、《非樂》、《非儒》等,都可以說是直接針對儒家學說而發。因此,《淮南子》的論斷並非無稽之談。當然,應當指出的是,《淮南子》的作者把墨家學說的興起歸之為夏政的複活,則有失於簡單。誠然,在《墨子》書中,夏禹被塑造成一位與儒家所宣傳的禮樂文化背道而馳的古代聖王。但是,這個形象並不是古代歷史的客觀反映,而主要是墨家理想的象徵。墨家要藉助夏禹來壓服儒家所聲稱的祖師爺文王、周公。事實上,在《墨子》書中,夏禹、商湯、文王都是被列為古代聖王的人物,並不是相互對立的。因此,與《漢書-藝文志》的百家出於王官說一樣,《淮南子》的墨家“用夏政”說也是一種想當然的皮相之見。

墨家作為一個與儒家對立的新生學術政治團體而出現在儒家聲勢浩大之時,它不僅站穩了腳跟,而且獲得了與儒家平分秋色、甚至後來居上的地位,這用複古說恐怕是無法解釋的。墨家與儒家並稱為顯學。所謂顯學,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隊伍壯觀,聲威顯赫,一是仕途通達,君主信任。而要做到這兩點,它就必須讓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可以從它的學說中看到對自己有利的東西。而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於和歷史前進的方向達到一致。墨家之所以能夠在戰國前期異軍突起,其原因即是它比儒家更能抓住戰國初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提出了一些儒家所沒有提出的社會學說和政治方案,從而引起了當時自君主到庶民等階層的強烈興趣。

儒家誕生的春秋時代,官僚地主制與宗法貴族制兩種新舊社會制度的交替尚處於一種潛在的溫和狀態。宗法貴族集團仍處於社會的統治地位。因此,作為新生社會力量的代表,孔子的思想雖然已超越宗法貴族時代而進入到官僚地主時代,但孔子的新思想卻依然披著貴族社會舊文化的外衣。他希望通過對貴族文化進行輸血式的改造而促成社會制度的變革。這樣一來,孔子的思想便不可避免地帶有溫情主義和維新主義的色彩。一方面,孔子雖然主張賢人政治和平民參政,但他並不想衝擊貴族階級的既得利益,仍希望“貴可以守其業”;另一方面,孔子雖然以新的社會理想對神、禮、德等貴族文化的核心內容進行了超越和改造,但他並沒有提出一套全新的政治方案,他所追求的有道之世乃是一個十分模糊的概念。而且,由於孔子把道德價值強調到獨一無二的至高地位,將理想的實現寄希望於執政者的道德自律,這就使

他的思想又帶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孔子去世以後,新舊社會制度交替的潛在狀態突然被打破。在先後左右著春秋時代的政治局勢的齊、晉兩個大國,代表新興的官僚地主社會方向的田氏與韓、趙、魏三家分別取代原先由周天子所分封的齊、晉諸侯而建立了新的政權。在春秋時代尚處於統治地位的傳統宗法貴族文化終於退出了歷史舞台。明、清之際的著名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對孔子死後百餘年間的這種歷史劇變曾有一精彩概括:

自《左傳》之終以至此(指周顯王三十年),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佚,考古者為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並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 (《日知錄集釋》卷十三)

總之,進入戰國時代以後,周代貴族社會的各種制度全部被破壞。在這種新的歷史背景下,孔子那種以宗法貴族文化的舊瓶裝官僚地主社會之新酒的維新做法,無疑是落後而跟不上形勢了。因此,結合貴族社會行將滅亡這種新的歷史環境而對儒家學說進行反思和改造,又成為智識階層所面臨的一項歷史使命。墨家學說即由此應運而生。

從歷史的眼光來看,就今天所見到的《墨子》而言,墨家學說比儒家更能符合戰國時代社會發展的內容,至少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墨家學派明確提出了兼愛、尚賢的平民政治理論,把孔子提出的愛人和舉賢思想推向了一個更新的高度,從而在理論上徹底打破了貴族階級以親親為原則的血緣貴賤論。儒家創始人孔子為了給平民階級爭取更多的政治權力,在春秋末期提出了愛人(仁者愛人)和舉賢的思想。這對於貴族階級的血緣貴賤論來說,無疑是一個具有新的時代精神的創舉。但是,由於當時宗法貴族勢力仍然處於統治地位,平民階級大規模地向貴族階級爭取平等權力的運動剛剛形成氣候,因此,在孔子所具有的政治思想中,還不可能產生徹底打破貴族特權的認識。他所做的只能是要求貴族階級將其特權向平民開放。要求貴族統治集團將普通民眾當作與自己同樣的人看待的愛人思想與要求貴族階級從普通民眾中選拔賢能參政的舉賢思想所體現的即是這樣一種歷史特點。在主張愛人和舉賢的同時,孔子並不反對對貴族階級的利益予以照顧,部分地保留其特權,講究“故舊不遺”。而且,平民階級要獲得“舉賢”的機會,在事實上還必須經過一個貴族化的過程,先掌握以詩、書、禮、樂為代表的貴族文化。

然而,在墨子的時代,平民階級爭取與貴族階級平等的政治權力的鬥爭已經基本取得勝利,孔子所提出的愛人和舉賢思想完全成為現實。因此,作為新時代的平民思想家,墨子必然要提出比孔子更為激進的平民革命思想。於是,孔子的愛人和舉賢便被兼愛和尚賢所取代。墨子的兼愛與孔子的愛人之區別在於:愛人並不否定親親;而兼愛則實際上取消了親親,主張將他人與自己的親人一樣看待。 《墨子-兼愛下》雲:

姑嘗本原若眾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己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

在墨子的認識中,兼與別相對而言。所謂別,從政治的角度而言,無疑指的是周代社會以血緣和種姓為依據而確立的各種等級關係,也即周公制定的那種禮樂制度,而兼則是要廢除這種禮樂等級制度,消除這種嫡庶親疏觀念。應該說,這即是兼愛的歷史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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