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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光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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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光寺作為地名，已存在了近300年，來到海光寺，人們會看到高聳的“血研所”大樓和擴建的“二七二醫院”。而海光寺本身，作為清淨的佛門聖地，早在1900年就被塵囂的砲火徹底摧毀了。現在，人們只能從海光寺三個字，來追踪它曾經見證過的歷史。 修建歷史 皇帝題字 清初天津城南門之外的官道兩旁，河網縱橫，坑塘密布，頗具澤國水鄉的江南風貌。明代的天津八景之一，便是“定南禾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一位法名叫成衡的高僧，見這一帶風水絕佳，遂於距南門三里的官道東側修建起一座寶剎，名普陀寺。因為周圍地勢宏闊，普陀寺顯得格外軒昂，以致這里香火極盛，名噪一時。 1719年康熙帝南巡，駐蹕天津，工於詩畫的寺僧成衡迎於西淀。康熙興會所至，遂賜普陀寺名海[1]光寺。不但賜寫了匾額，而且賜給了海光寺兩副對聯，一副是“香塔魚山下，禪堂雁水濱”；另一副是“水月應從空法相，天花散落映星龕”。 大肆修建 上有所好，下必趨之。皇帝的青睞，著實為海光寺帶來了好運，以致官商紛紛捐金，對海光寺進行大規模修繕和擴建。擴建後的海光寺不但殿宇弘敞，而且於環寺半里處鑿渠兩道，這就是海光寺的內河與外河。內河寬五至八丈，深六尺；外河寬二丈四尺，深五尺，周邊植柳萬株，海光寺的環境由此大為改觀。兩渠北通城濠，東南通賀家口，南有閘以引海河潮水，旱則汲引，澇則洩放。寺北建有西平橋，當時的“津門十景”中，有所謂“平橋積雪”者，即在此處。寺南建有南平橋，以通周圍百餘村鎮。寺西北角橋下通官道，橋頭有草屋數椽，橋南綠楊夾岸，掩映紅蓮，春夏遊人，少長成集，所以這座橋被稱為歡喜橋，也是遠近聞名的風景小區。除此而外，環渠之上還有一座無礙橋，也是盡人皆知。傳說，當時海光寺周圍還遍植葡萄，所以也稱海光寺為葡萄寺(疑為普陀寺之音訛)。 《海光寺志》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戶部議準彼時的天津總兵官、福建人藍理在天津沿海開墾水田，但藍理卻就近選址於海光寺南，開圍田200餘頃，圩岸周長數十里，引天津城西南角城濠之水，東至賀家口洩人海河，排灌兩用，時稱華家圈引河。圍田分東、西兩個大圈，招閩浙農人數十家，分課耕種，限年趨科，人籍力田，並以領墾之人的姓氏為圈名，如華家圈、徐家圈（一日徐胡圈，日久訛音為西湖村）等。每田一頃，設水車四部：另建東棚、西棚，以畜推水車之馬匹。 “旱則一日兩灌而不加溢，澇則終日戽而不加淺”。 “插蒔之候，沾塗遍野，車戽之聲相聞。畝收三、四石不等。雨後新涼，水田漠漠，人號為小江南”，亦稱藍田。當時藍理曾請僧湘南主持海光寺及寺外的墾田諸事，湘南亦緣此寫有《海光寺志》，惜今已不傳。 御書匾額 高宗弘曆繼位後，亦步其祖父之後塵，屢屢南巡，乾隆元年（1736年）時路過天津，為海光寺御書“瀛蠕慈蔭”匾額。這位偏愛舞文弄墨的皇帝，此後又陸續為海光寺親筆寫下了大殿額“普門慧鏡”，大殿聯“覺岸正光明如水如月，法流大自在非色非空”；御書樓聯“春物薰馨含慧業，名禽宛轉人聞思”；大士樓聯“不生波處心恆定，大寂光天相總融”；後樓額“鏡瀾普照”，後樓聯“歡喜白毫光妙明合印，莊嚴香水海安隱同參”。海光寺因此聲名更隆，時有高僧駐錫其間。 1767年乾隆帝曾在海光寺前閱兵，有《題海光寺》及《閱武》詩。時值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福康安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成功，乾隆令將義軍領袖林爽文，何有志、陳岑、林岑等檻送天津，並於行宮門外親自審訊，最後用大刑磔（分裂肢體）何有志，梟首示眾；次日又於蒲口磔陳岑，梟首示眾，林爽文則被害於北京菜市口。由此，乾隆帝對清王朝的統治憂心忡忡，所以他在《閱武》詩中，競有“敢日瀛氛靖，戒安意正殷”的句子。 1770年乾隆帝作《海光寺》詩。 1788年拈香海光寺，又寫下了《海光寺》詩，這幾首詩當年均泐石於海光寺中，用資紀念。 遭受厄運 為這處風景絕佳的佛門勝地帶來屈辱、破壞，乃至萬劫不復之厄運的，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的侵華。 咸豐六年（1856年）英國藉口亞羅號事件進攻廣州。翌年法國藉口馬神甫事件，與英國組成侵華聯軍，並以額爾金和葛羅為英、法全權代表，各率海陸軍集中香港。這時，美、俄兩國亦聲明支持英、法侵華。不久廣州為英法聯軍攻陷，四國公使遂聯袂北上，於咸豐八年(1858年)4月抵達大沽口外。 5月20日英法聯軍攻占大沽砲台，清軍潰敗，聯軍兵艦沿海河上駛，於26日到達東浮橋，並盤踞於三岔河口一帶，清軍於海光寺外紮營。咸豐帝見狀大驚，深懼天津重蹈鴉片戰爭的覆轍，認為英、法若“以大沽為香港，而以天津為廣州，將來何能驅之使去?”因此急忙派出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馳往天津查辦。 桂良和花沙納到達天津後，見海光寺建築華美，陳設精良，且周圍有清兵駐紮，乃選定於6月5日在海光寺後樓下筵宴英國公使，“以北為上，設聯桌三，東西聯桌各二，地舖紅氈，圍靠新鮮，酒肴齊整。”6月7日在海光寺分別筵宴法、俄公使，6月8日又在海光寺筵宴美國公使。當時，俄、美兩國因急於得到好處，條約很快議定，而英、法兩國自恃大軍壓境，逞強要挾，態度極為蠻橫，甚至在談判之外，徑至桂良、花沙納的行寓，拿出自定條約56款。逼令二人應允。 “驕狠之情，有目共見。非特無可商量，即一字亦不令更易”。 經過近一個月的海光寺談判，英使額爾金寸步不讓，而且“逼索議準照會，神色俱厲”，額爾金甚至揚言，“若再無定說，惟有帶兵北竄” 。桂良、花沙納果然被英、法的恫嚇所懾服，自稱“精疲力竭”，並提出“五不可戰”，要求咸豐帝“於兩弊相形之中，聊為避重就輕之法”，對四國的侵略要求“從權允准”。 6月26日中英《天津條約》在海光寺簽字，英使額爾金躊躇滿志，來海光寺時，競“用轎30乘，帶兵五六百名，各持槍刀，鎧甲一色。夷官亦數十人，鼓樂同來，竟將寺內佔滿。”第二天，中法《天津條約》簽字，法使葛羅“帶兵200餘名，並跟隨夷官數十人，鼓樂同來。”“是日回館甚晚，沿路執火把百餘，照耀而行。”中俄《天津條約》和中美《天津條約》已分別於6月13日和18日簽字，兩國雖然儀從簡單，但也盛氣凌人。應當說，從這時起，海光寺便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國家備受欺凌，民族歷經屈辱的見證，海光寺也因此得了一個渾名—簽約寺。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再次攻陷大沽，並將天津城佔領，聯軍在河北望海寺設北營，在城南海光寺設南營，並一度將天津知府石贊清扣押在海光寺內。這是海光寺第一次被外國侵略軍佔領。到了咸豐十一年（1861年），聯軍才因《北京條約》（《續增條約》，即《天津條約》的接續和增補）的簽訂，和天津的開埠，悉數從海光寺撤出。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開始重視國防的近代化和加強近畿的防務，決定購置外洋軍火機器，在天津設局製造。同治六年（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城東18裡的賈家沽道設立軍火機器局，並把由外國購辦的製造火藥與銅帽(雷管)的機器安放在這裡，這就是東局；然後把從上海等處購辦來的蒸汽機、化鐵爐和旋床等設備安置於海光寺周圍新建的廠房裡，作為分局，亦稱西局。西局專門製造槍砲，並為東局機器做修配工作。據津海關稅務司迪妥瑪《1867年天津貿易報告》說，“三口通商大臣已在海光寺建立了一個機器廠和煉鐵廠，由外國工程師監督，在那樣的地方能夠建立起高聳的煙囪，可見風水之說還是不難克服的。”由於寺外的隙地全為機器局所佔，清曠之地遂變為塵囂之所。 機器鑄炮局 同治七年（1868年）海光寺西局率先開工，首先制出了可發射12磅砲彈的銅製炸炮12門，每門重450磅。此外還製造出砲架及前車。據目擊者說：“炮具的生產，頗為有效，很可稱道。”因東局以生產彈藥為主，所以稱“機器造藥局”；海光寺分局以生產槍砲為主，又稱“機器鑄炮局”。 同治九年（1870年）李鴻章督直，調任原上海機器局督辦沈保靖來津主持局務。當時因購得製造林明敦兵馬槍設備及中針槍子機器，遂將海光寺分局之名撤銷，但生產規模卻得到擴大，這里分設鑄鐵廠、錘鐵廠、鋸木廠，將原來機器房的一半改為洋槍廠，添設卷槍爐房；銅帽房的一半改為槍子廠，添設烤銅裝藥房，並試制出鏹水、水雷、雷管等。新設的機器廠，可以自行製造車、刨、鑽等機床。工匠也由原來的50人發展到六七百人。日常除製造新式槍砲等軍械外，兼制民用設備以及各種軍用船隻。全廠“每日卯正上工，酉初停息，由氣機管放氣為號，響聲遙聞數里。” 經過改組和擴建，海光寺局的成效頗為可觀。例如，光緒初年曾製成直隸號挖河船。據載，該船以鐵製，其狀如舟，大亦如之。上為機架，形如人臂，能挖起河底之泥，重載萬斤，置之岸上，旋轉極靈，較人工費省而工速。後用於疏浚大清河，由城北西沽起，很快便開浚至獨流鎮後河，計百餘里。 光緒六年（1880年）又製造出類似潛艇的水底機船，據當時的報紙《益聞錄》報導，該船“式如橄欖，入水半浮水面。上有水標及吸氣機，可於水底暗送水雷，置於敵船之下。其水標縮入船一尺，船即入水一尺。中秋節下水試行，頗為合用”。據海軍史專家稱，當時世界上潛艇研製剛剛成功，海光寺局即能成功仿造，實屬非常之舉。翌年又製造出能載四、五十人的小汽船，以及“一百三十匹實馬力，七丈螺輪船二隻，以備海口佈置水雷，並作小戰船之用”。所造之“行軍橋船一百三十餘隻，百丈之河，頃刻布成平地”。當年慈禧太后整修頤和園，疏浚昆明湖，李鴻章特意進獻了兩支小輪船“捧日”、“恆春”。光緒二十年(1884年)慈禧又點名要李鴻章照二船樣式再製造小輪船一隻，隨洋劃四隻，以備倚虹堂至萬壽寺乘用。這些小輪船也都是海光寺局製造的。彼時，淮軍學習西洋操法，已經有了洋樂隊，所用洋鼓洋號海光寺局亦能仿製。 光緒十二年四月（1886年5月），主持海軍衙門的醇親王奕環奉慈禧太后懿旨，巡視天津、大沽及旅順、煙台等處的北洋海防，設於海光寺周圍的西局，為其參觀重點處所之一。據《醇親王巡閱北洋海防日記》載，李鴻章等人為奕環“擇南城外海光寺以為行轅，榱桷黯淡，略加堊飾”，但其住房之陳設用具，卻備極豪華。隨行200餘人，分住在海光寺周圍的機器局內。因不敷應用，又“添建瓦房、灰房五十二間，屋內床幾燈盞畢具。寺前扯布帳為文武官廳，環寺置巡更兵柵十六座，並起席棚以停車馬。” 醇親王一行乘船自北運河到達天津後，由李鴻章親自迎接，至紅橋碼頭，再乘黃絆綠呢肩輿，進北門，出南門，至海光寺行轅。醇親王的肩輿由海光寺左門入，到佛殿左旁降輿。先期到達的天津司、道、府、縣各官，在寺內各持履歷、手本請安。醇親王先到大殿拈香，然後至御書樓寶座前行禮。由此可見，當時的西局各廠均建於海光寺外，並未對海光寺的主體建築造成破壞。全寺只是因年久失修，椽梁油漆脫落，所以殿內略加粉刷，院落施以隔板，便可權充行轅。日記的另一處記載，也證明了這一點：“局有八廠，共屋百餘間，環於海光寺外。” 第二天，醇親王在海光寺御書樓接見法、俄、美、英、德、日各國領事，由津海關道兼北洋行營翼長周馥，及道員伍廷芳、羅豐祿分次引入。領事曾任武職者著戎服掛刀，任文職者衣缺襟短褂。 “王中立，爵相（李鴻章）、善都統（善慶）左右立，王府護衛侍立殿上，神機營、海軍衙門隨員立階上，司道各官立階下，領事登階免冠人殿門，鞠躬北向立。”醇親王“一一慰問，領事或對近事，或陳頌詞”。謁見畢，再由周馥等引出，在御書樓下小坐，用茶、煙後辭退。醇親王最後又接見了時任天津海關稅務司的德璀琳。 醇親王等僅在海光寺住了一夜，便由大沽赴旅順等處閱操，八天后才回到法租界碼頭，這時，消息已傳遍天津，所以由碼頭乘轎返回海光寺行轅時，路上攔輿“條陳獻才技者，求差使者，久訟不得申”而控訴者比比皆是。醇親王見狀只好告訴周馥：“親藩例不理詞訟，可告諭縣令出示諭之。條陳技藝者多迂謬無當，王不納，轉交爵相察核。”及至到達海光寺行轅，再次受到天津文武各官的迎接。醇親王此次返回海光寺，時間已相對充裕。李鴻章為使醇親王能見到西洋新式織布機和電燈，特地命盛宣懷進行準備。據天津歷史博物館林開明先生提供的資料說，由“上海叫來四個能織婦女，在局用機器做三天。又在外洋花一萬銀買一套汽燈機器，其汽燈尚屬可觀，燈光色淡，明如白晝，一燈之光可照一里之抽遙。局內、海光寺內共計汽燈十個，以鐵絲系在燈上，後通後廠機器，機器一動，火從機器過來，各燈自有火光。燈內亦無燈芯，並無油物，殊屬千古之奇。”海光寺安裝電燈，是天津使用電燈的最早記載。 醇親王又在海光寺行轅住了三天。行前，先到直隸總督衙門，由李鴻章設宴餞別，然後乘船返回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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