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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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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陵是明朝第四位皇帝仁宗昭皇帝朱高熾（洪熙）和皇后張氏的陵寢，就位於天壽山西峰之下，長陵的旁邊，目前封閉沒有開放。 朱高熾是成祖朱棣的長子，只做了十個月的皇帝。洪武十一年(1378年)七月初一日生於安徽鳳陽；二十八年（1395年）閏九月二十一日，冊立為燕王世子。永樂二年(1404年)四月四日,立為皇太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十五日47歲的時候即皇帝位，次年改元洪熙。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十二日，逝於飲安殿，享年48歲。諡“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九月六日葬獻陵。仁宗皇帝在位時間雖短，據說卻是個較能體恤民情、處事寬和、政策開明的的帝王。如果他再做幾十年皇帝，是不是還能有這麼好的口碑，就不一定了是吧？所以說，在位時間短也是好事啊。 仁宗朱高熾的獻陵就在他老爸朱棣的長陵旁邊，父子相伴，也很溫馨吧。 建成後的獻陵確實比較儉樸，向來有“獻陵最樸，景陵最小”的說法。 獻陵的營建是在仁宗死後開始的。仁宗臨終曾遺詔：“朕既臨禦日淺，恩澤未浹於民，不忍重勞，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大意就是說，我這皇帝也沒幹幾天，也沒有為人民做出多麼大的貢獻，沒有給人民帶來多大的福祉，所以你們也不要勞神傷財了，一切從儉吧。宣宗朱瞻基即位後，遵照仁宗遺詔營建獻陵。他召尚書蹇義、夏元吉至皇宮，對他們說，國家以四海之富葬其親，豈惜勞費？然古之聖帝明王皆從儉制。作為孝子也只是想使親人體魄永久保存，並不想厚葬。秦、漢時期厚葬的弊病，足為明戒。何況皇考遺詔從儉建陵，天下共知，今建山陵，我認為應遵皇考先志，卿等以為如何？蹇義等回答說：聖見高遠，發於孝誠，這是對千秋後世都有益處的事。於是，宣宗欽定陵園規制，並委派成山侯王通、工部尚書黃福總理修陵事宜。從洪熙元年七月興工，到八月玄營落成，埋葬仁宗，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地面建築也陸續營建。八月，行在工部奉命營建門樓、享殿、左右廡配殿和神廚。正統七年(1442年)十二月建造明樓，次年三月，陵寢建築全部完工。參加陵園營建的有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統領的萬名軍士，南京海船廠附近江北府衛旗軍工匠118000人，以及河南、山東、山西、直隸、鳳陽、大名等府州徵調的民夫5萬人。 建成後的獻陵，陵寢制度確實比較儉樸。其神道從長陵神道北五空橋北分出，長約1公里。途中建有單空石橋一座。路面為中鋪城磚，兩側墁碎石為散水，十分儉樸，並且沒有單獨設置石像生、碑亭(現存碑亭為嘉靖年間增建)等建築。陵宮建築與長陵比較，同樣非常儉樸。其朝向為南偏西20o，佔地僅4.2萬平方米左右。其陵殿、兩廡配殿、神廚均各為5間，而且都是單簷建築；門樓(祾恩門)則僅為3間；方城、明樓不僅不像長陵那樣高大，而且城下券門改為更簡單的直通前後的形式。照壁則因之不設於券洞內而設於方城之後，墓塚之前。上登明樓的礓石察量路則改為設於寶城之內的方城左右兩側。由於獻陵陵制不追求奢華，所以，前人在述及明陵時有“獻陵最樸，景陵最小”之說，它為此後的明陵建築樹立了楷模。 明獻陵還有一個特點，這就是祾恩殿和方城明樓在院落上彼此不相連屬。前面以祾恩殿為主，建有一進院落，殿前左右建兩廡配殿和神帛爐。院的正門，是祾恩門，也即陵園的大門，門前出大月台，院後設單座門一道。後面以寶城、明樓為主，前出一進院落。院內建兩柱櫺星門、石供案。院門為三座單簷歇山頂的琉璃花門。二院之間，隔一座小土山（影壁山）。選擇中隔小山這種佈局的原因是什麼呢？這與陵園的風水有關。 獻陵寶城前的這座小山，名為玉案山，它從陵園左側延伸而來，是獻陵的龍砂。因其屈曲環抱陵前，所以，又是獻陵的近案。風水中，“龍喜出身長遠，砂喜左右迴旋”，“龍虎環抱，近案當前”，當論內明堂格局。獻陵玉案山以及龍砂、虎砂和來山範圍內的小格局，正是風水術士們所鼓吹的完美的內明堂格局。所以，修建獻陵時只在明堂範圍之內修建了寶城、明樓和一進院落。而將舉行祭祀儀式的梭恩殿修在了玉案山前。經過這樣的經營設計，不僅解決了獻陵明堂地域面積小，建不下寶城和前面兩進院落的問題，維護了“龍砂不可損傷”的風水信條，而且使陵園山重水復、殿台參差，形成了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和諧統一的美。使幾何形體陵園建築在山、水、林木的映襯下，更加錯落有致。這是迷信的封建帝王和風水術士們所不能預想的。 獻陵的陵寢建築在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年—1787年)間曾得到修繕。在該次修繕中。明樓，外形未改，但內部木構樑架改成為條石券頂結構。方城下的甬道被封死，右側增築了一道可由方院上登寶城的礓石察路。兩龐配殿及神廚等附屬建築大多被拆。祾恩門則縮小了間量，且頂部由歇山式改成了硬山式。神功聖德碑亭被拆除了四壁，僅於台基之上，石碑的四周砌以齊胸高的宇牆。以後祾恩殿、祾恩門又相繼在清末民初時毀壞。日軍侵華期間，為修炮樓取磚，第一進院落的圍牆及祾恩門、祾恩殿的山牆又被拆毀。現在，除寶城、明樓及第二進院落陵牆經修繕保存較好外，其第一進院落的建築已全成遺址。 為政舉措 政治 統治時期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永樂帝在最後一次遠征蒙古之役後回朝時去世，這標誌著強有力的軍事擴張的結束和一個內部改造的時代的開始。這些新的為政的態度被繼位的洪熙帝之治制度化了。雖然他在位不到一年，他的儒家理想主義的影響在以後整整一個世紀中仍能感覺得到。 洪熙帝（朱高熾）是永樂帝與其嫡妻徐氏所生的長子。他生於洪武十一年（1378年）八月十六日，當時他父親為燕王，年僅18歲。在他兒童時代，他接受武術和儒家學術的正規教育。雖然他在一定程度上學會了箭術，但總的說他很少表現出從武的資質。相反，使他的老師們十分欣喜的是，他更專心致志於經籍和文學——事實上，這可能使他體質單薄，健康不佳的主要原因。 朱高熾的祖父洪武帝親自關心燕王的幾個兒子，為這位未來皇帝的溫和性格和他對政治的強烈興趣而感到高興。一次，洪武帝派這個少年在破曉時去檢閱軍隊，後者回來報告之快令人吃驚，他解釋說，清晨太冷，檢閱應等到士兵們吃完早餐以後。另一次，洪武帝要他審閱幾份官員的奏章。他有條不紊地把文武兩類分開，並相應地作了報告。他的祖父不斷地被他的文才和行政能力所打動。 但是他的父親對他卻不相同。由於永樂帝本人是一個受過鍛煉的指揮將領，他偏愛他的兩個較年幼和更好武的兒子朱高燧和朱高煦，並常常帶他們去參加征戰，使其長子接受一種不同類型的教育。這樣，朱高熾在早年把大部分時間用於儒術研究上，並接受他父親挑選的學者的指導。他們之中有楊士奇、楊榮、楊溥和黃淮等人，他們都培植了與他的友誼，並在他登基後擔任了重要的行政職務。 建文元年（1399年）至四年（1402年），朱高熾逐漸直接介入地方政治，並且在必要時他不只會咬文嚼字。當他父親率軍起事反對建文帝時，朱高熾和他的顧問們負責燕王的封地北京的事務。建文元年（1399年）十一月，他手下只有1萬士兵，卻巧妙地組織了城防，並挫敗了李景隆的一次攻擊。這一次他表現的責任感和正確的判斷力，有助於改變人們對他的看法，永樂二年（1404年）五月，他已成為皇帝的父親在大學士解縉、黃淮的極力要求下立他為皇太子。從此，朱高熾不管是住在南京，或是住在北京，在皇帝離開時就擔任監國。他在此職務上的表現贏得了他的老師們——大部分為翰林學士——的尊敬，並得到了寶貴的實際行政經驗。 可是在以後幾年中，他成了他幾個兄弟的支持者發動的旨在反對他的陰謀的受害者。永樂十二年（1414年）九月，永樂帝剛從征蒙之役返回北京，朱高煦誹謗他的兄長未能為皇帝完成某些任務。皇帝申斥了朱高熾，並囚禁了他的兩名最親密的顧問，即大學士楊溥和黃淮。朱高煦最後在永樂十五年（1417年）被放逐，作為一個直接威脅而被清除。最後，朱高熾對他並不懷恨在心；朱高熾登基後不久就增加了這個親王的俸祿，並授予他的幾個兒子爵位。不幸的是，朱高煦始終未認錯。 朱高熾直到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二十五日才得知永樂帝之死，這時皇帝的代錶帶著傳位的遺詔到達北京。他立刻與吏部尚書蹇義、大學士楊士奇和楊榮商量。他下令加強京城的治安，並派大太監王貴通去南京任鎮守。次日，他釋放了前戶部尚書夏元吉；夏因反對第三次遠征蒙古而在當年四月被永樂帝囚禁。九月七日他正式登基，頒布了大赦令，並定次年為洪熙元年。同一天，他採納夏元吉的建議，取消了鄭和預定的海上遠航，取消了邊境的茶、馬貿易，並停派去雲南和交趾（安南）的採辦黃金和珍珠的使團。他重新命夏元吉和另一名被貶的官員吳中分別任戶部尚書和工部尚書。洪熙帝以這些行動開始取消或調整他父親的行政政策。 改組內閣 洪熙帝通過改組內閣，授予他的某些心腹顧問顯貴的品位，以著名的翰林學士和乾練的官員充實行政官署，來開始他組織新政府的工作。在他新任命的官員中，許多人在他在南京或北京攝政時已經為他效勞，有的人在他與永樂帝有分歧時支持過他，為此受到了懲處。因此，在永樂十二年（1414年）事件中被撤職的黃淮和在同一時期被監禁的楊溥被任命為翰林學士兼大學士。他原來的老師及最親密的顧問楊士奇成了首輔大學士和少傅；楊榮和金幼孜也留任大學士。 為了補償他們以前所受的屈辱，每個人被封為一品的高官，並有兼職。例如楊士奇兼任兵部尚書，楊榮兼工部尚書，黃淮兼戶部尚書。這樣，他們就能直接過問在職大臣們的行政事務和施加政治影響。洪熙帝由於他的背景，與這些重要的朝廷官員有一種親密的關係；他與其後繼者們不同，經常召見他們進行正式會議，要求在他對重要事務作出決定前在密封的奏章中提出意見或建議。這樣，內閣不再是像以前明代統治者之下的不能負責的諮詢機構，大學士親自參加了決策。對洪熙帝大力取消他父親的不得人心的計劃和在全帝國建立正規的文官政府的行動來說，這種集體領導是必不可少的。 在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的餘下的幾個月中，洪熙帝把大部分時間用在改革行政方面。可有可無的官員被解職，其他的官員在70歲就奉命退隱；失職的官員降職，有突出才能的官員升任更重要的職務。為了取得直率的評價和揭露貪污腐化，皇帝在十月十八日給予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稍後還有夏元吉每人一顆銀印，上刻“繩愆糾繆”的格言。他命令他們用此印密奏關於貴族、甚至皇族胡作非為的案件。監察御史被派往全國各地去調查官員的政績，並為官僚機構的任命尋求合適的人選。皇帝常常要求他的大臣們直言不諱，不必擔心報復，雖然他有時在激動之下訓斥或懲處少數官員，但常常後悔並要求原諒。 在任命官員時，皇帝特別重視儒家道德和個人品德。權謹便是一例，他是一名低級官員，在洪熙元年（1425年）進入內閣完全是因為他極為孝順。同樣，皇帝任命有才能和守紀律的人擔任地方的行政和司法職務。但是，務實的人也不被冷落。同年二月，不久前剛被免去他指揮職務的宦官——操江提督鄭和被任命為南京守備，歷史學家已經認定，此舉標誌著宦官勢力的崛起，但是在整個洪熙統治時期，宦官實際上被置於嚴密的監視之下。為了使官僚機器更有效率，皇帝對文官科舉制度作了一些改變。他認為這個制度偏袒南方人，於是他規定了份額，以保證北方人佔全部進士的40%；這個政策經稍加修改，在明、清兩朝一直貫徹執行。 作為這同一改革的一部分，洪熙帝試圖糾正永樂時期司法的弊病。他關心的是，許多被判死刑的人可能是捏造的罪名的受害者。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十一月，他命令內閣會同司法官員複查案件。後來，他宣稱在有些刑事案件中，甚至他本人的判決也可以不顧或推翻，如果它們是在憤怒或不知情的情況下作出的。此外，在他統治時期，他兩次恕免諸如齊泰、黃子澄等官員的家屬，這些官員因忠於建文帝被處死。恕免令免除其家屬為奴，並發還沒收的財產。同年四月，在他死前不久，皇帝頒布一份詔令，進一步告誡司法當局要根據法律判決，並在宣判前，特別在宣判死刑前要復查對犯人的指控。此外，他禁止對犯人濫用肉刑，和在懲處時株連犯人的親屬（重大的叛逆罪除外）。他斷言，這些做法嚴重地違背了儒家的仁愛原則和孝道倫理。 洪熙帝最關心的是他父親耗費巨大的種種計劃所引起的黎民百姓的財政困境。在他短暫的統治時期，他頒布了幾道詔令，取消皇帝徵用木材和金銀等商品的做法，代之以一種公平購買的製度。他還免除受自然災害的人的田賦，並供給他們免費糧食和其他救濟物品。特別使他苦惱的是人民的頻繁逃亡，這種情況是農民無力付稅和應付各種徵用引起的——這是永樂統治晚期的一個嚴重問題。流浪在永樂晚期使國家喪失大量收入。同年二月，皇帝專門頒布一份詔令，要逃亡者重返故里，答應免除他們所欠的稅，在他們所在地登記後另外還免除兩年同樣的稅和勞役。 此外，洪熙帝還派了一個以廣西布政使周乾為首的專門小組去調查某幾個府的納稅負擔。它們包括應天、蘇州、松江、嘉興和南直隸及浙江的另外四個府。皇帝生前未看到調查報告，但它成了宣德帝實施的減稅計劃的基礎。皇帝還非常關心提供直接的救濟；他幾次因他的大臣們對此反應遲緩而大發雷霆。在一次地方的飢荒中，他批駁了戶部官員們的提議，即只借糧給百姓而不是免費分發。另一次，他憤怒地駁回了一些大學士請他先與戶部和工部商議的要求，下令立即對一些受災區分發救濟糧和減免稅收。 這些事件證實了這個時期加在人民身上的沉重的負擔，這種負擔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前代價高昂的對外政策的必然結果。洪熙帝採取各種措施以限制明朝的擴張主義。當他登基後隨即取消鄭和的遠航時，他已表現出了收縮和鞏固外事活動的傾向。在他在位期間，他滿足於讓精幹的軍事將領守衛北方諸前哨以防東蒙古人的入侵，和繼續保持與中亞和南洋各國的納貢關係。但他主要關心的是安南，雖然安南已被合併了幾年，但仍沒有平定。他渴望和平，提出一有可能就承認黎利的政權；但因為這樣做時機不成熟，他就繼續執行其父誘降黎利的政策。他斷定黃福為人過於謹慎，不能繼續在安南任市政按察使，於是以榮昌伯陳智接替他。但是明軍未得到加強，在洪熙末年，這種情況仍未改變。歷史學家認為召回黃福是中國在安南失敗的主要原因，並委過於皇帝，因為黃福對當地的行政有豐富的經驗，並得到當地人的尊敬。 最後，在他死前的一個月，洪熙帝在扭轉其父政策方面採取了一個最激烈的措施，即把京師遷回南京。據說此舉是夏元吉和其他高級朝廷官員作為把資源從北方邊境轉移出來的策略的部分行動而強烈要求的。洪熙帝自他登基時起，顯然已有此意；這時他已設南京守備，並派他信任的將軍和宦官去指揮。洪熙帝對先帝侵略性的北征不感興趣，也不喜歡北京；此外，他在南京當過監國，熟悉南京的情況，感到那裡更為舒適。另外他還關心維持北方首都的費用，這項費用不但大大地增加了中國東南的負擔，也使各政府部門難以應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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