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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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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追尊 外文名：ㄓㄨㄟ ㄗㄨㄣ 拼音：zhuī zūn 為死者追加尊號。 例子 西漢·司馬遷《史記·外戚世家》：“於是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 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劉淵》：“大赦天下，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唐代·李綽《尚書故實》：“ 太武是陵廟中玉冊定，神堯乃母后追尊。” 皇帝尊號 什麼是皇帝尊號？從秦始皇自稱皇帝以來，皇帝早就由某種名號變成了一種官職，雖然史料中常見以“稱尊號”代指稱帝（即擔任皇帝職務），但這種“尊號”與本文所說的皇帝尊號是不同的。唐代以前，皇帝在世時除了本人姓名和“皇帝”職務，別無名號，死後乃有廟號與諡號。比如《隋書》卷一《高祖紀》的第一句話，是“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弘農郡華陰人也”[1]。楊堅是姓名，高祖是廟號，文皇帝是諡號。而《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的第一句話，是“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諱隆基”[2]。隆基是名，玄宗是廟號，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是諡號。表面上，除了玄宗的諡號比較繁複以外，隋、唐皇帝制度的形式並無不同。可是事實上，唐玄宗在世的時候，有過五次“上尊號”和“加尊號”的事情：先天二年（開元元年，713）十一月戊子，“上加尊號為開元神武皇帝” ；開元二十七年（739）二月己巳，“加尊號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天寶元年（742）二月丁亥，“加尊號為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天寶八載（ 749）閏月丁卯，“上皇帝尊號為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天寶十三載（754）二月乙亥，“上尊號為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孝德證道皇帝”；肅宗乾元元年（758）,“肅宗與群臣奉上皇尊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帝”。 [3]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間的開元十八年（730），“百僚及華州父老累表請上尊號內請加'聖文'兩字”，玄宗沒有同意[4 ]。類似唐玄宗這樣，皇帝在任期間發生的所謂“上尊號”和“加尊號”，在皇帝稱謂前面附加製度化的修飾語的情況，兩漢至隋的皇帝制度中，是不存在的。這種制度化的修飾語，就是皇帝尊號。 皇帝尊號又稱皇帝徽號。唐宋尊號與徽號並用，無所區別。如柳宗元於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上《禮部賀冊尊號表》，一邊說“陛下膺受尊號，率土臣子慶抃無窮”，一邊說“唯有徽號，是彰中興，所以上探天心，下極人欲”。 [5]元代以後，尊號多施之於皇帝，徽號多施之於母后，不過也經常混用，難作嚴格分別。尊號或徽號，強調的都是陸贄所說的“美名”，只不過這種美名已經制度化了，成為皇帝制度的一部分。 《舊唐書》卷一三九《陸贄傳》記陸贄答唐德宗問尊號之言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衝；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不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6]胡三省說：“上尊號，事始於開元元年。”[7]胡三省所指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十二月改元開元）十一月戊子，“上加尊號為開元神武皇帝”。顯然胡三省把唐玄宗這一次“加尊號”看作皇帝尊號制度的開端。可是陸贄認為尊號制度的起源要早得多， “古之人君稱號，或稱皇、稱帝，或稱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後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8]。聖劉指西漢哀帝建平二年（前6）“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9]；天元指北周宣帝於大像元年（579）“自稱天元皇帝”[10]。漢哀帝改號，周宣帝稱天元皇帝，無疑都是反傳統行為，雖然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都被後來人否定，被視為離奇怪異之舉，沒有後繼者。而唐代大多數皇帝都採行皇帝尊號，儼然奉為故事和傳統。可以說，皇帝加尊號，是從唐代開始的。當然，正如本文將要論述的，唐代皇帝加尊號，始於唐高宗，盛於武則天，由唐玄宗確立並製度化，進而形成皇帝制度的新傳統。制度化的皇帝尊號，是唐代政治文化的創造性發展，影響後世既深且遠。 制度化的皇帝尊號為什麼出現在唐代呢？我認為，唐代皇帝尊號的製度淵源，在於北亞草原部族、特別是突厥族的可汗號制度。唐代發端的皇帝尊號制度，正是突厥等北方民族政治文化強烈影響下的產物，是唐代政治文化深受外來文化影響的又一個證據。 可汗號 可汗號是從柔然社崘稱丘豆伐可汗開始，柔然、高車、突厥、吐谷渾、鐵勒諸部等等北亞民族所建立的汗國，其政治首領皆稱可汗，可汗在任期間，其可汗稱謂前面，都各有一個修飾性名號，這個名號就是可汗號。比如，丘豆伐是社崘的可汗號，沙缽略是攝圖的可汗號。 在《可汗號之性質》一文中經論證，早期社會的政治組織，是從名號的分化展開其製度形式的，名號分化為官職與官號，官號與官職相依相伴，而可汗號是官號的最高形態，每個可汗都有可汗號，二者不可分離。這是早期社會的政治體共有的特徵，而在古代北亞游牧社會的政治體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因此我把可汗號看作北亞草原部族政治文化傳統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此傳統之下，每一個新任可汗經過就職儀式，都會獲得一個專門為他準備的可汗號。可汗號用以表彰可汗特有的品德與能力，因此每一個可汗都有隻屬於他個人的可汗號。雖然後任可汗也可能採用曾經使用過的可汗號，但這是個別的和偶然的行為，理論上可汗號是不能繼承的，可汗號本質上就是為了使擔任可汗的人具備全新的身份，這種身份既是至高無上的，又是唯一的和獨特的。 歷史上，由於漢族中原王朝及其優勢文明的存在，北亞草原部族的發育與進化，不可能避開這一無比強大的文化與政治力量的持續作用，而使北亞部族融合與發展的歷史方向，受到某種命定意味的影響。一波又一波的草原部族進入長城以南的農耕地區，經歷種種歷史運動，最終失去部族面貌，而獲得與農耕地區居民毫無分別的身份（Identity），此乃中國歷史的特徵之一，可謂老生常談。但是，問題還存在著另外一面。在中原王朝的政治和文化持續而強烈地作用於北亞部族時，北亞部族的政治文化傳統，也會在適當的時候，由於某種機緣，而反方向地作用於中原王朝，使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受到影響，由此生髮出新的因素，進而形成新的傳統。就本文所討論的可汗號問題而言，我認為，唐代開始的所謂皇帝尊號的製度形式，其歷史淵源，就是北亞部族特別是突厥族的可汗號傳統。試論證如次。 朱熹說：“尊號始於唐德宗，後來只管循襲。” 據前引胡三省語，早在唐玄宗時，已屢次加上尊號，唐德宗不過因循故事而已，並非創始人。甚至連唐玄宗也不是創始人。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四“尊號”條：“秦漢已來。天子但稱皇帝，無別徽號。……則天以女主臨朝，苟順臣子一時之請，受尊崇之號，自後因為故事。” 封演把皇帝加尊號的起始時間上推到武則天時期，無疑是有充分理由的。武則天在“革唐命”稱帝之前，就已經由皇太后的身份“加尊號曰聖母神皇”，稱帝后立即“加尊號曰聖神皇帝”，此後又連續加上尊號“金輪聖神皇帝”、“越古金輪聖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天冊金輪聖神皇帝”。到神龍元年（705）唐中宗逼武則天傳位後，還“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18]。雖然武則天臨死時“令去帝號”，改為“則天大聖皇后”，但她的確開創了在位期間一再加上尊號的傳統，對唐代皇帝尊號制度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她之後，唐中宗先“加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后尊號曰順天”，又“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唐睿宗雖然沒有加尊號，但在位短暫，唐玄宗即位後，立即恢復了加尊號的傳統，並且經他多次加上尊號的實踐之後，皇帝尊號制度便被後來者視為不可置疑的傳統與故事了。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其帝王部列有“尊號批答”、“尊號冊文”和“冊尊號赦”等幾個門類。 可見加上尊號是唐代皇帝政治生活中相當重要的一個方面。 可是，在史事中對皇帝尊號循流窮源，就還要繼續向前追尋。唐高宗上元元年（674），有一個重新確定祖宗諡號的“追尊”事件：“秋八月壬辰，追尊宣簡公為宣皇帝，懿王為光皇帝，太祖武皇帝為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皇帝為文武聖皇帝，太穆皇后為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為文德聖皇后。” 這在中國皇帝制度的歷史上是一個重要變化，歷來簡潔的皇帝諡號就此變得十分繁複。後來高宗諡曰“天皇大帝”，應當是由武則天決定的。不過，在武則天之後，中宗諡曰“孝和皇帝”，頗有復古的意味。不久，在玄宗主持下，睿宗諡曰“大聖貞皇帝”，又回到高宗和武則天的老路上了。事實上唐玄宗走得更遠，天寶十三載（754）二月甲戌，玄宗也重新給歷代祖宗尊上諡號：“上高祖諡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諡曰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諡曰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諡曰中宗太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諡曰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22]這是使後來皇帝諡號變得繁複冗長的一個關鍵步驟。唐玄宗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原來，他是為了先予後取。就在追尊祖宗的第二天，他給自己加上了更加輝煌的“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孝德證道皇帝”的尊號。從《唐大詔令集》所載玄宗答蔣慶緒等上尊號表及答裴光庭等上尊號三表，可知他對自用“聖文”二字感到不合適，因為太宗睿宗的諡號裡已經用了這兩個字[23]。可見追尊祖宗，不惜改變古制，其實只是為自己道地。和唐玄宗一樣，唐高宗追尊祖宗，也是要先予後取。就在追尊的同一天，他給自己和皇后武氏改變了稱號：“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雖然改變稱號與後來的皇帝加尊號究有不同，但這一改動從性質上看是為了提高高宗夫婦的名望地位，與後來皇帝所加尊號實際上同一軌轍，因此可以說，唐代皇帝加尊號，實以唐高宗改稱天皇為最早。 唐高宗尊為皇帝，天下已無人可與抗禮，為什麼還要改稱“天皇”而畫蛇添足呢？顯然，這次“改稱”，對高宗意義不大。從這次“改稱”中受益的人是武則天。武則天雖然早在永徽六年（655）立為皇后，並且在顯慶四年（659）逼逐長孫無忌，“自是政歸中宮”[24]，“權與人主侔矣” ，但她畢竟只是皇后，她的權力來自高宗，是臨時的和非制度性的，所以得不到製度的保障。麟德元年（664）殺上官儀之後，“上每視朝，天后垂簾於御座後，政事大小皆預聞之，內外稱為'二聖'”[26]。武則天這時已經在行使皇權，與皇帝無異。可是其權位的臨時性和非制度性的性質，並沒有改變。從理論上說，一旦高宗去世，長君即位，武則天就自動失去對皇權的佔有。因此，她必鬚髮動某種制度變革，給自己佔有皇權尋求制度保障。上元元年八月的追尊祖宗和改稱天皇、天后，就是這一意圖的體現。不把祖宗提拔上去，高宗夫婦就不好給自己加上“天”這樣的神圣美名；不把高宗推為“天皇”，武后自己的“天后”就沒有著落。天后既是裝飾性美稱，又是超越和凌駕歷代皇后的新的職位，在這個新的稱號下，武后獲得了超越皇后職位的地位和權力，為進一步控制皇權準備了製度的基礎。 《資治通鑑》記上元元年這次變革，有“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先帝、先後之稱”[27]，似是唐高宗的詔冊原文。胡三省注曰：“實欲自尊，而以避先帝、先後之稱為言，武后之意也。”[28]可謂得其確解。高宗死後，中宗即位，武則天的權力絲毫不損，還給自己加上超越於皇帝職位的“聖母神皇”的尊號，就因為她獲得“天后”稱號已經很多年了，她的權力早已獲得制度的保障。 改變皇帝稱號，背棄古制，畢竟是怪異不經之舉。雖然唐高宗不憚於“自我作古”，武后更是“曠世怪傑”，但如此重大的製度變革，必定會有一定的現實依據和靈感源泉。天后之稱，自然是順應天皇而來，那麼天皇呢？我認為，天皇是從“天可汗”而來。自從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四月“西北諸蕃咸請上尊號為天可汗”並得到太宗允可後，歷代唐天子一直被“西北諸蕃”稱為天可汗[32]，而且唐王朝“降璽書賜西域北荒君長，皆稱為皇帝天可汗”。 唐高宗當然也是天可汗，在與“西域北荒君長”的會見儀典和文書往來中，高宗本人既被呼為天可汗，也自稱天可汗。可汗“猶言皇帝”[34]，天可汗，不就是天皇帝嗎？北族傳統中，天可汗與天皇帝本無區別。直到耶律阿保機稱帝，“國人呼之'天皇王'”[35]；其子耶律德光稱帝前，先“立為天皇王”[36]。天皇王應當就是天可汗的漢譯。劉義棠認為天可汗即Tängri Qaghan一詞之意譯，突厥與回紇之登裡可汗者，即天可汗。 武則天發動的“改稱”變革，既得到可汗號傳統的靈感啟示，又直接借用“天可汗”稱呼而轉為“天皇”，皇帝尊號制度即濫觴於此。 對於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稱呼，範祖禹批評道：“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為夷狄之君，不恥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師古，不足為後世法也。” 他的批評是否可取，這裡暫置不論，但他把接受天可汗稱呼視為重要事件，可以說是對唐代政治文化變化的一種洞察。只不過，李淵、李世民父子接受可汗稱號，並不始於貞觀四年。陳寅恪先生在《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一文中，考證李淵起兵之初，曾稱臣於突厥始畢可汗，並接受可汗封號，只是“唐高祖所受突厥封號究為何名，史家久已隱諱不傳”，但比較當時李仲文被突厥封為“南面可汗”，劉武周被封為定楊可汗，梁師都被封為大度毗伽可汗，李子和被封為平楊可汗，則“高祖所受封號亦當相與類似，可無疑也”。 《通典》載隋末突厥始畢可汗乘亂而起，稱霸東亞，“中國人歸之者甚眾，又更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俱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東自契丹，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戎狄之盛，近代未之有也”。 李淵也是稱臣並接受可汗封號者之一。李仲文、劉武周等既臣服突厥，突厥乃封以可汗，可汗必有可汗號，南面、定楊、大度毗伽等等，都是可汗號。只是李淵所受的可汗號，為史臣所遮掩，已無從考知。李世民自稱與突厥有“香火之情”[41]，陳寅恪先生感嘆“是太宗雖為中國人，亦同時為突厥人矣”。加拿大學者陳三平（Sanping chen）研究唐代皇權繼承問題時，也強調了李唐皇室的北族文化背景。由此可見，當貞觀四年唐王朝與突厥的政治關係發生顛覆性變化時，唐太宗欣然接受“天可汗”的稱呼，是有深刻的歷史緣由的。天可汗與此前李淵所接受的突厥可汗之間最大的差別，一定是反映在可汗號上。李淵的可汗號雖無可考，想來與南面、定楊、大度毗伽（解事）等大致相仿，足以體現與突厥關係中始畢為君李淵為臣的性質。而現在天可汗的可汗號，則體現了唐與突厥全新的政治關係。 更早被突厥尊為可汗的中原王朝皇帝，是隋文帝楊堅。 《隋書》載啟民可汗上隋文帝及隋煬帝表文兩件，上文帝表直稱“大隋聖人莫緣可汗”，上煬帝表提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在之日”。 [44]皆以莫緣可汗稱文帝，顯然是尊文帝為可汗，其可汗號就是莫緣。莫緣可能是突厥得自柔然的官號，谷霽光猜測莫緣即莫何、莫賀之別譯[46]，此處用作可汗號，其為美稱，自不待言。根據陳三平的研究，莫賀、莫何、莫賀弗，從語源（Etymology）上看應當來自古伊朗語的Bagapuhr, 原意為“神之子”，與興起於姬週的“天子”實有共同的遠源，當然這個詞彙傳入草原以後經歷了貶值過程，常常被用作部落酋長的官名[47]。如果這一研究可信，那麼莫何作為名號分化而為官號與官職以後，官職雖然貶值了，官號卻保留了早期的某些意義。隋文帝、隋煬帝對啟民上表中的莫緣可汗受之泰然，不是曾經正式接受過這一稱號，就是默許了突厥一方的如此稱呼。谷霽光認為隋唐兩代天子皆對突厥稱可汗，從而把隋唐國家定性為“二元性帝國”[48]。從柔然侵逼北魏，到突厥凌駕東魏、北齊與西魏、北周，中原政權對柔然和突厥的可汗號制度已經相當了解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北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並先後給阿史那氏皇太后上尊號為“天元皇太后”和“天元上皇太后”，就是以仿行突厥可汗號和官號的方式，來向突厥表達和解和改善關係的意向[49]。 因此，北朝後期到隋唐之際，由於突厥汗國與中原政權間複雜多變的關係，兩者間密切的政治接觸帶來了文化交流。對可汗號制度的了解，對突厥所給予的可汗號的接受，使隋唐政治文化受到明顯的和持續的突厥影響。事實上，基於對突厥可汗號制度的了解，隋唐朝廷也以向突厥封授可汗號的方式體現王朝意志。比如：隋文帝拜染幹（突利可汗）為意利珍豆啟民可汗，隋煬帝賜內降的西突厥處羅可汗為曷薩那可汗[51]，唐高宗賜西突厥阿史那彌射為興昔亡可汗、阿史那步真為繼往絕可汗，武則天賜步真之子斛瑟羅襲封繼往絕可汗、尋改封竭忠事主可汗[53 ]，又賜突厥默啜為遷善可汗、立功報國可汗，唐玄宗冊立突騎施別種蘇祿為忠順可汗[55]，等等。隋唐朝廷向突厥賜予體現王朝意志的可汗號，反映中原王朝對於突厥政治文化中可汗職位與可汗號不可分割的聯繫，不僅了解，並且還能夠主動加以利用[56]。 皇帝尊號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出現的。只有當唐代朝野人士對天可汗稱號及相關的可汗號傳統基本接受的情況下，唐高宗改稱天皇一事才有條件實現；只有當武則天需要改革以尋求在製度上保障自己權位的時候，唐高宗改稱天皇一事才有可能發生。武則天的政治需要，與突厥政治文化對隋唐的持續影響，這兩個歷史條件的結合，使唐高宗改稱天皇、武后因而改稱天后變成了事實。武則天“革唐命”之後，故技重施，多次加上尊號，無非是為了進一步樹立權威，以震懾現實的和潛在的政治對手。中宗復位後，兩次加上尊號，與韋後欲“仿武曌之前例行事”，關係甚大。因此可以說，武則天和韋後時期發生的多次加尊號事件，都有其現實的政治背景，都是為了滿足迫切的政治需求。而中宗給相王李旦“加號安國相王”，給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也反映了突厥官號傳統對唐朝政治制度的直接影響[58]。睿宗似乎對加尊號這一套做法沒有什麼興趣，如果隨後的玄宗也如睿宗一樣，那麼很可能皇帝加尊號的傳統就此中斷，並成為後人指斥武則天的又一理由。然而玄宗對他祖母的政治方略相當尊崇，對她加尊號的做法也效之不疑。唐玄宗之後，皇帝加尊號已經屬於唐代宮廷政治的故事與製度，並影響及於後世。 封演批評皇帝尊號“允文允武，乃聖乃神，皇王盛稱，莫或逾此。既以為祖父之稱，又以為子孫之號，雖顛之倒之，時有變易，曷曾離此？數代之後，將無所迴避”。 這個道理不是很難明白的，但為什麼皇帝尊號傳統還能夠長久維持呢？從根本上說，是皇帝制度下的君臣關係決定的。在觀念上和製度上，君主愈尊，則臣下批評的鋒芒就愈不可能觸及使皇帝顯得尊崇的那些制度和傳統。否定這一制度和傳統的力量，只可能來自個別頭腦清醒的皇帝本人。清康熙六十年（1721）三月乙丑，群臣上疏，鑑於康熙皇帝“以七十歲壽考之聖人，為六十年太平之天子”，建議上尊號“聖神文物欽明浚哲大孝弘仁體元壽世至聖皇帝”。康熙皇帝回答：“從來所上尊號，不過將字面上下轉換。乃歷代相沿陋習，特以欺誑不學之人主，以為尊稱，其實何尊之有？當時為臣下者，勸請舉行，以致後人譏議，往往有之。……這所奏慶賀，無益，不准行。”康熙諷刺歷代尊號“不過將字面上下轉換”，與封演所謂“顛之倒之”，意思一樣。但康熙批評臣下，卻趕不上封演批評皇帝。因為尊號傳統的長盛不衰，決定於皇帝制度下的君臣關係，無論是從起源還是從發展看，使尊號傳統得以維持的動力都來自皇權。 王國維在《遹敦跋》一文中，據西周金文中周穆王生前即稱穆王，聯繫相關事例，提出，“周初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號而非諡也”，這些號都是“美名”，可見“周初天子諸侯爵上或冠以美名，如唐宋諸帝之有尊號矣”。 [62]王國維討論的正是與可汗號傳統同一源流的周代王號和官號問題，他卻敏銳地聯想到了“唐宋諸帝之有尊號”，這真是深具天才的聯想。從周代諡號制度興起，經歷了諡號與官號並存混用時代，到戰國中期諡號已經全面取代官號。也就是說，隨著華夏社會及政治的發展，從官號中分化出來的諡號，慢慢取代了王號與官號，這個過程與集權政治的成長與定型，有著正相關的關係。所以，從漢代到唐初，並不存在皇帝號（即皇帝尊號）。可是，到唐代卻又出現了類似周代王號的皇帝尊號，從華夏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內部邏輯，是找不到合理答案的。正如本文所努力揭示的，答案來自中原政治體與文化體的外部。 探尋尊號制度的起始，我們不能不重視突厥文化對唐代政治的滲透和影響。從進化論的觀點看，可汗號與官號制度，本來是淺化與後進的北亞部族政治文化的古老傳統，隨著其政治體發展階段的提高和政治文化的成熟，這種服務於早期政治組織的製度形式，理應向秦漢魏晉的中國製度靠近。可是歷史進程的複雜性與多樣性，就這樣表現於唐代皇帝尊號制度的形成與延續。在突厥等北方部族與隋唐的關係上，我們看到了交互影響，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影響都線性地指向歷史進步。了解了這些'尊'的知識，你就知道追尊是什麼意思了，就是追尋先烈，沿著祖宗的路線走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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