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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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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 【詞目】輔政 【拼音】fǔ zhèng 【注音】ㄈㄨˇ ㄓㄥˋ 【釋義】輔佐治理政事。 【示例】 東漢班固《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晉干寶《晉紀總論》：“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 明馮夢龍《東周列國志》第一回：“又有周公、召公、畢公、史佚等一班賢臣輔政，真個文修武偃，物阜民安。” 明馮夢龍《東周列國志》第二回：“及今勤政恤民，求賢輔政，尚可望消弭天變。” 《中華上下五千年》：“西漢霍光輔政的時候，不是有個昌邑王劉賀即位後，被太后和霍光廢掉皇位嗎？” 《中華上下五千年》：“公元1572年，穆宗死去，太子朱翊鈞即位，就是明神宗。穆宗遺命張居正等三個大臣輔政。” 《陸賈新語》 《陸賈新語·輔政第三》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僕。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僕。 昔者，堯以仁義為巢，舜以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處宴安之台，承克讓之塗，德配天地，光被八極，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人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趙高為杖，故有頓僕跌傷之禍，何者？所任者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 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為厥速，遲重者為常存，尚勇者為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急促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御大，小辨者不可以說眾，商賈巧為販賣之利，而屈為貞良，邪臣好為詐偽，自媚飾非，而不能為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 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樸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 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絕恬美之味，疏嗌嘔之情。天道以大製小，以重顛輕。以小治大，亂度幹貞。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智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靡不為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幹聖王者誅，遏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鄭儋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眾邪合心，以傾一君，國危民失，不亦宜乎！ 輔政體制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當君主衝齡之時，在特定的形勢下，王朝會出現一種短期的政權構成形式，即臨時的特殊政體。其形式約有五種： [1] 1、母后臨朝稱制。皇帝年幼，母后“權理朝政”。例如，北魏考文帝拓跋宏五歲登極，馮太后臨朝執政十餘載；唐代中宗李顯、睿宗李旦先後即位，武則天皆臨朝稱制；晚清咸豐帝后妃慈安、慈禧扶持六歲同治帝載淳，兩宮太后“垂簾聽政”等。 2、諸王監國。 《左傳》閔二年記載：“（太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君王外出巡狩，太子留守，代行處理朝政，謂之監國。或皇位空缺，新皇未立，由王爺監國，如五代後唐李嗣源、南明福王朱由崧即位前，及魯王朱以海均曾作過“監國”。 3、宗室諸王攝政。即代替君主處理國政，均以長輩代行幼主視朝。早在西周初期，就出現了這種攝政的歷史現象。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文王世子第八》記載：“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疏] 曰：“周公代成王踐履阼階，攝王位而臨天下。”[①]其後，又如殷商伊尹代太甲，春秋魯隱公代太子軌等，均屬攝政。清代順治帝褔臨六歲即位，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為攝政王；宣統帝溥儀三歲登基，以其父載灃為監國攝政王，行使皇權。 4、權臣輔政，君主年少，或新君嗣位，受命異姓大臣輔弼國政。君主親政後，即結束輔佐襄讚之命。 《尚書?虞夏傳?皋陶謨》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後漢書·伏湛傳》雲：“柱石之臣，宜居輔弼。”設置輔政大臣，在古代王朝中是屢見不鮮的。例如，三國蜀，劉備病故，其子劉禪登基，由丞相諸葛亮輔政。再如，北周七歲的靜帝宇文闡即位，由皇親國戚、“位望益隆”的隨國公楊堅為輔政大臣，假黃鋮、以左大丞相身份，總理朝政。康熙初年，四位輔政大臣亦如此。 5、外戚操持國柄。如東漢和帝劉肇，及其後繼位皇帝多為少兒，雖名義上太后臨朝，但大權為外戚權臣梁冀所握。他身任大將軍，又為順帝、桓帝兩皇后兄長。他與皇太后定策禁中，操縱三代皇帝的廢立，專制於朝二十餘年。質帝不滿其驕橫，稱之“跋扈將軍”。東漢自和帝、安帝始，外戚干預朝政，而梁翼專權達到極至。在何種形勢下，實行攝政，或者輔政？各王朝因時而異。其中存在著一個較普遍的問題，那就是隨著星移物換，幼主漸大，攝政王、輔政之臣與皇權的矛盾便日趨加劇，其後果，或是輔政之臣廢除君主，改朝換代，如隋文帝楊堅廢靜帝自立，以國號隋取代北周。或為皇帝親政，拿下權臣，恢復皇權。這種攝政、輔政體制與皇權政體的衝突，構成了古代官僚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影響著王朝的政治走向。 清朝輔政過程 處於封建社會晚期的清王朝經歷了攝政、輔政，再輔政、再攝政的一個全過程，這種王朝的政治文化更具有典型特質，有利於解析清朝政治體制變更的價值取向。 一、叔王攝政體制的形成 後金時期，清太祖努爾哈赤在嘗試各種“立儲”方式，效果不佳，於是實行“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體制。而這種體制極大地限制了汗的權力，此時的汗是徒有虛名，無異於一主旗貝勒。在此形勢下，身為汗的皇太極採取種種措施，調整共議國政體制，從四大貝勒，到“三尊佛”，再至一統獨尊，天聰六年（1632年），他才面南獨坐，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大汗。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月，皇太極“端坐而崩”，死得突然，生前又未立儲位。太祖、太宗兩代均未確立汗位傳承製度，加之皇太極即位的遺留問題，太祖系子弟與太宗系皇子，皆窺伺神器。皇嗣又成為各派勢力公開角逐的對象，蕭牆之哄再起。彼時，競爭皇位者主要兩大派系，一是以努爾哈赤第十四子、正當盛年的睿親王多爾袞，及其同母兄弟英親王阿齊格、豫親王多鐸為一方。這是太祖過世後，諸子爭奪汗位餘波的再續，舊願重提。多爾袞兄弟對皇太極用兩白旗更換父汗留給他們的兩黃旗，乃至稱汗，均極為不滿，多次聲言，太宗之位“系奪立”。皇太極突然駕崩，燃起了他們覬覦汗位的勇氣。阿濟格、多鐸屢勸多爾袞即大位。當多爾袞猶豫未決之時，多鐸說：“若不允，當立我！我名在太祖（宗）遺詔。”多爾袞應道：“肅親王（豪格、太宗長子）亦有名，不獨王也。”多鐸又言：“不立我，論長當立禮親王（代善、太祖次子）。”就在福臨將即位時，阿濟格、多鐸仍跪求多爾袞，一定要入承大統，且以莫非畏懼兩黃旗大臣之言來激將他，期待多爾袞為君，抬高兩白旗的地位，傾吐多年來被皇太極擠壓的悶氣。一是以擁戴皇長子肅親王豪格為君的一方。此方勢力頗大，以禮親王代善、鄭親王濟爾哈朗及兩黃旗大臣均站在這一邊。諸王中資歷深、影響大的代善、濟爾哈朗等，表態擁護豪格嗣位。豪格曾回憶說：“和碩鄭親王，初議立我為君，因王性柔，力不能勝眾，議遂寢。”[②]太宗屬下兩黃旗大臣圖爾格、索尼、圖賴、錫翰、鞏阿岱、鰲拜、譚泰、塔瞻八人，在皇上“賓天”後，為立皇儲緊鑼密鼓地進行動。他們“往肅王家中，言欲立肅王為君，以上（福臨）為太子，私相計議”。 [③]並相盟誓，效忠豪格，維護兩黃旗的優勢，以此捍衛皇權的正統。豪格也四處散佈：“睿親王素善病，豈能終攝政之事？”[④] 並拉攏固山額真何洛會、議政大臣楊善、甲喇章京伊成格羅碩等，擴充自己的實力。而代善、濟爾哈朗的明確支持，無疑使得整個形勢對於豪格有利。兩黃旗大臣等又同心合力，誓死擁戴皇子為帝。還有一種潛在的力量，即以孝莊文皇后牽頭的“五宮”博爾濟吉特氏集團，欲立幼子福臨為君，維繫其家族在后宮中的顯赫地位。孝莊文皇后運籌帷幄，縱橫於各派勢力之間。諸王和大臣圍繞著誰來繼承帝位？三派展開了明爭暗鬥的較量。當新君浮出水面時，“上三旗”中兩黃旗與多爾袞領的正白旗的矛盾衝突暫時緩和下來。皇太極死後的第六日，即八月十五日，前兩股強勁的勢力進行攤牌。兩黃旗巴牙喇兵劍拔弩張，環立於大清門與宮殿，諸大臣皆詣崇政殿，內外氣氛十分緊張。然而，兩派卻戲劇性地議定皇太極第九子、六歲的福臨登基。於盛京留作人質的朝鮮世子李？在給其國王的秘密報告中詳載了這一場面：十四日，諸王皆會於大衙門。大王（代善）發誓曰：“虎口（豪格），帝之長子，當承大統雲。”則虎口曰：“福小德薄，非所堪當。”固辭退去，定策之議，未及歸一。帝之手下將領之輩，佩劍而前，曰：“吾屬食於帝，衣於帝，養育之恩與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則寧死從帝於地下而已！”大王曰：“吾以弟兄，常時朝政，老不預知，何可參於此議乎？”即起去。八王（阿濟格）亦隨而去。十王（多鐸）默無一言。九王（多爾袞）應之曰：“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既讓退出，無繼統之意，當立帝之第三（九）子（福臨），而年歲幼稚，八高（固山）軍兵，吾與右真王（濟爾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輔政，年長之後，即當歸政。”誓天而罷雲。 [⑤] 此段話生動地描述了兩股勢力代表人物的各自心態，以及皇位移交的新方案，即幼主褔臨榮登大寶，由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兩叔王攝政。誓天而盟，擁立幼主。這是最終達成的一種兩派均能接受的折衷方案。多爾袞何故放棄大位，去擁立幼侄福臨？代善、濟爾哈朗及兩黃旗大臣怎麼又一改初衷，轉來輔佐幼主？多爾袞考慮到代善、濟爾哈朗、豪格等諸王貝勒不贊成他稱帝的現實，因此擱置起昔日理想，以免激化雙方矛盾，造成家族內的流血犧牲。但他平素忌恨其侄兒豪格，與之不睦，也決不讓豪格登基。因而，協同濟爾哈朗，共同輔佐福臨，不失為一種較佳的選擇。只要是皇子即位，代善、濟爾哈朗和兩黃旗大臣都能接受。之後，多爾袞統帥三分之二的滿蒙八旗兵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漢軍，戡定中原。 “勝（明）國舊臣之所奉，止知有攝政王耳”！乾隆帝在追復多爾袞封爵的諭令中指出：“其時我世祖章皇帝，實尚在衝齡，未嘗親政也。夫睿王果萌異志，則方兵權在握，何時而不為？”“然彼誠圖為不軌，無難潛鋤異已，以逞逆謀。”[⑥]應當指明多爾袞擱置承襲大統，顧全了國家大局，防止了滿洲八旗的一次大分裂。少年福臨嗣登大寶，其母孝莊文皇后從中周旋，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時年三十一歲的孝莊利用代善的懦弱，籠絡住他；與三十三歲的多爾袞聯姻，使之傾心於她。儘管清代官書對此頗存避諱，但蛛絲馬跡依稀可尋。蔣良騏《東華錄》卷六記述：多爾袞“親到皇宮內院”。他曾反悔地說：“若以我為君，以今上（福臨）居儲位，我何以有此病症？”所謂“太后下嫁”決非是一般的聯姻關係。對於王公本身而言，是一種政治行為，是一種借新的婚姻來擴大個自的勢力，起決定作用的是家利益，而決不是個人的意願。太后下嫁，與她將福臨舉上皇帝的寶座息息相關。群臣既立誓天后，代善之子多羅郡王阿達禮、孫子固山貝子碩託等仍對立幼子不滿，執意請多爾袞“正大位”。多爾袞以他們“擾政亂國”、叛逆之罪，予以嚴懲。表明他同孝莊文皇后合作的誠意。誠然，福臨能夠嗣位，也是由孝莊在“五宮”[⑦]中所處的顯著地位決定的。皇太極的“五宮”后妃皆出自科爾沁蒙古博爾濟吉特氏“威畹貴族”。孝端皇后無子，與孝莊為親姑侄；皇太極寵愛的宸妃，生子早殤，與孝莊又係姊妹；餘下兩宮有一子，比福臨尚小，地位遠非孝莊可比。博爾濟吉特氏家族為了鞏固其在朝廷的特殊權益，她們和衷共濟地把孝莊之子福臨推上皇帝的寶座。而豪格之母繼妃烏喇納喇氏在后宮中身位不顯。難怪豪格報怨自己“福小德薄，非所堪當”。其根源即在此。 濟爾哈朗與多爾袞攝政，“刑政除拜，大小國事，九王（多爾袞）專掌之。出兵等事，皆屬右真王（濟爾哈朗）” 。多爾袞又採取果斷措施，罷免諸王貝勒等辦理部院事務。 [⑧]又將諸王貝勒等歸入都察院稽察範圍，在給該衙門的諭旨中，指出：“爾等俱系朝廷風紀之官。向來諸王貝勒貝子公等，辦理國政，及朝謁勤惰，原屬吏部稽核。今官員聽之吏部，王貝勒等，應爾衙門稽察。事應糾參者，據實奏聞，方為稱職。”[⑨]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為自己獨專威權，清除障礙。濟爾哈朗已經覺察其事態，順治元年正月，他召集內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堂官，諭曰：“嗣後，各衙門辦理事務，或有應白於我二王者，或有記檔者，皆先啟知睿親王，檔子書名亦宜先書睿親王。”[⑩]爾後，多爾袞平定中原，統一天下，“至德豐功，千古無兩” 。加封“皇父攝政王”，而濟爾哈朗則為“信義輔政叔王”；他以自己的名義頒發諭旨，權勢越發膨脹，還聲稱：“太宗文皇帝（皇太極）之位，原系奪立，以挾制皇上”。 [11]又處死豪格，霸占其妃。少年天子順治帝福臨已經為自己的生命憂懼操心起來。這說明多爾袞稱帝之心並沒有泯沒，只不過條件不成熟罷了。 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多爾袞射獵喪生於喀喇城（今河北灤平）。次年二月初十日，多爾袞屍骨未寒，順治帝福臨便頒詔，“暴多爾袞罪行於中外”，削其爵，撤廟享。這標誌著褔臨正式親政，皇權得到集中。年方十四的少年天子，何以有如以魄力？康熙七年正月，御製《孝陵神功聖德碑文》曰：順治帝“孝事太皇太后，晨興問安，長跪受教”。 [12]因此，治罪多爾袞，實際是其母孝莊的主意。說明“皇父”攝政王多爾袞生前已經嚴重地威脅著皇權，他過世未久，即宣布其罪狀，以警其餘諸王。君主年幼，叔王權勢頗強，攝政體制是各集團之間利益均衡的產物。努爾哈赤、皇太極時期未定儲制度，皇位紛爭不已。攝政體制的產生，既考慮維護帝系傳承的法統，同時，也照顧到努爾哈赤嫡系子弟勢力強勁的現實，各派力量平衡後，叔王攝政，代行皇權，便水到渠成。攝政體制也是滿洲貴族集團內部緩解衝突、上下協調的一種重要方式，亦是清朝挺進中原整體戰略部署的需要。此種政體局面的形成，也是後金年間執行努爾哈赤“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政治理想的負面影響的再現，攝政體制的弊病已不可避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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