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阿姑阿翁得裝幾分痴，這裝是消極的有所為；“金殿裝瘋”也有所為，就是積極的。歷來才人名士和學者，往往帶幾分傻氣。那傻氣多少有點兒裝，而從一方面看，那裝似乎不大有所為，至多也只是消極的有所為。陶淵明的“我醉欲眠卿且去”說是率真，是自然；可是看魏晉人的行徑，能說他不帶著幾分裝？不過裝得像，裝得自然罷了。阮嗣宗大醉六十日，逃脫了和司馬昭做親家，可不也一半兒醉一半兒裝？他正是“喜怒不形於色”的人，而有一向當時人多說他痴，他大概是頗能做作的罷？
裝睡裝醉
裝睡裝醉都只是裝糊塗。睡了自然不說話，醉了也多半不說話——就是說話，也盡可以裝瘋裝傻的，給他個驢頭不對馬嘴。鄭板橋最能懂得裝糊塗，他那“難得糊塗”一個警句，真喝破了千古聰明人的秘密。還有善忘也往往是裝傻，裝糊塗；省麻煩最好自然是多忘記，而“忘懷”又正是一件雅事兒。到此為止，裝傻，裝糊塗似乎是能以逗人愛的；才人名士和學者之所以成為才人名士和學者，至少有幾分就仗著他們那不大在乎的裝勁兒能以逗人愛好。可是這些人也良莠不齊，魏晉名士頗有仗著裝糊塗自私自利的。這就“在乎”了，有所為了，這就不再可愛了。在四川話裡裝糊塗稱為“裝瘋迷竅”，北平話卻帶笑帶罵的說“裝蒜”，“裝孫子”，可見民眾是不大賞識這一套的——他們倒是下的穩著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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