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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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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時所有的讀書人一樣，郭嵩燾從小就受傳統教育，走科舉功名的道路。 1835年，18歲的郭嵩燾考中秀才，第二年進入著名的岳麓書院讀書。強調經世致用、堅忍不拔、不尚玄虛、摒棄浮詞是湘學傳統，歷史悠久的岳麓書院一直是湘學重鎮。作為“湖湘子弟”，郭氏本就受湘學影響不淺，而岳麓書院的學習使他受影響更深。但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岳麓書院，他與曾國藩、劉蓉等相識，互相切磋學問、砥礪氣節，成為志同道合的至友。當然，他很可能想不到，與曾國藩的結交將影響到自己的命運。他可能更想不到，這批“湖湘子弟”即將成為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但在傳統功名的道路上，郭嵩燾走得併不順利。雖然他在1837年考中舉人，但1838年、1840年接連兩次到北京參加會試都名落孫山，而曾國藩卻在1838年考中進士。在失意中，他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薦，於1840年到杭州給浙江學政當幕僚。這次為幕時間雖然不長，但卻埋下了他以後思想偏離傳統的變化契機。因為當時正值鴉片戰爭爆發，浙江地處前線，他“親見浙江海防之失”，一向為“華夏”所看不起的“島夷”的船堅砲利，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但他並不甘於遊幕生涯，又幾次赴京參加會試，終於在1847年第5次參加會試時考中進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他的雙親相繼去世，依定制他只能回家居喪。 或許，命運一定要安排郭嵩燾登上歷史舞台。就在他回家居喪這幾年，正遇太平天國起義。 1852年，太平軍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風而逃。同樣鄉居的左宗棠、曾國藩對是否出山鎮壓太平天國都曾猶豫不決，而郭嵩燾則力勸他們出來建功立業。以後曾、左都成為功勳赫赫的名臣，他總以自己當年的“力促”為榮。勸他人出山，自己當然也難甘寂寞，隨後幾年，郭氏一直隨曾國藩參贊軍務，多有建樹。同時在官場中建立了一定的“關係”。 1856年年末，他離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編修。 在京都，他深得權柄赫赫的戶部尚書肅順的賞識。肅順性情剛嚴，以敢於任事著稱，主張以嚴刑峻法改變當時吏治腐敗的狀況，屢興大獄，惟嚴是尚，排除異己，但由於他深得咸豐皇帝倚重，其他人對他是敢怒不敢言。與其他滿族權貴猜忌、排擠漢人不同，他卻主張重用漢族官僚，對以曾國藩為首的湘系尤其重視。由於肅順的推舉，郭嵩燾在不長的時間內就蒙咸豐帝數次召見，自然受寵若驚。咸豐帝對他的識見也頗賞識，命他入值南書房。南書房實際是皇帝的私人諮詢機關，入值南書房就意味著可以經常見到皇帝，參奏軍國大事。咸豐帝還對他說：“南齋司筆墨事卻無多，然所以命汝入南齋，卻不在 辦筆墨，多讀有用書，勉力為有用人，他日仍當出辦軍務。 ”不久，咸豐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線隨僧格林沁幫辦防務。1859年年初，郭嵩燾來到天津。但僧格林沁這位蒙古王爺根本不把郭嵩燾放在眼裡，對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燾本就文人氣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親派，並且明確他與僧是“平行”，不是“隨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這口氣，因此兩人合作極不愉快。1859年10月中旬，郭嵩燾又奉命前往煙台等處海口查辦隱匿侵吞貿易稅收情況，僧格林沁派心腹李湘作為會辦隨行。雖然他無“欽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員都知道他是皇上親派檢查財務稅收的大員，因此對他的接待格外隆重，並都備有厚禮。沒想到郭嵩燾向來清廉方正，嚴於律己，規定“不住公館，不受飲食”，更不受禮。他的隨行人員因不能發財而怨氣十足，那些地方官也尷尬不滿，因為他破壞了官場腐敗已久的“遊戲規則”。到山東沿海各縣後，他認真查賬，發現從縣官到普通差役幾乎人人貪污稅款，賄賂公行，而且稅外勒索嚴重驚人，超過正稅4倍之多。他立即採取種種有力措施整頓稅務，堵塞漏洞，並設局抽厘。這些措施嚴重侵犯了當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們自然極為怨恨。而設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為在政治嚴重腐敗的情況下，新任厘局紳董也一樣貪婪。結果厘局剛成立不久，就發生了福山縣商民怒搗厘局，打死新任紳董的騷亂。儘管如此，這次稅務整頓仍然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稅收。但郭嵩燾萬萬沒有想到，正當他自以為有功於朝廷的時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東查辦貿易不妥、交部議處的通知。原來，李湘一直在暗中監視郭嵩燾的舉動，隨時向僧格林沁匯報。郭嵩燾開設厘局後，李即向僧報告說如此大事竟未與他這個會辦商議便獨自決定。這個報告使原本就認為郭嵩燾目中無人的僧格林沁大為光火，認為不與自己派去的會辦商議實際是未把自己放在眼裡，便在12月底以郭未與會辦李湘同辦、未與山東巡撫文煜面商便派紳士設局抽厘以致民變為由，上奏要求彈劾郭嵩燾。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見當然深為朝廷所重。而迂氣十足的郭嵩燾在處理山東沿海稅務時卻與山東巡撫文煜少有溝通協調，也使文煜很為不滿，站在僧氏一邊反對他。1860年元月，郭嵩燾被迫離開山東返京，悲嘆“虛費兩月搜討之功”，“忍苦耐勞，盡成一夢”（《玉池老人自敘》，第9頁）。返京途中他備受冷遇，與來時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鮮明對照，使他飽嚐世態炎涼。 回京後，郭嵩燾受到“降二級調用”的處分，雖仍回南書房，但實際已是閒人，被冷落一旁。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抱怨說：“久與諸貴人周旋，語言進退，動輒生咎。”（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157頁）其實，素有識人之明的曾國藩早在岳麓書院讀書時就認為郭嵩燾識見過人，但書生習氣過重，能著書立說，更是出主意的高參，卻不堪官場的“繁劇”。此番整頓山東沿海稅收的失敗，固然與郭嵩燾不知通權達變，不注意協調極為複雜的各方關係，認為只要嚴於律己一心為國，便可雷厲風行，不顧一切採取強硬措施反貪等有關，但根本原因還是社會、官場已從根腐敗，他的作為實際上是與整個社會風氣和官場成例衝突。其實，他在評價肅順屢興大獄、以嚴刑峻法整頓吏治時說得很清楚：“國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塗飾，而事皆內潰；非寬之失，顢頇之失也。”今一切以為寬而以嚴治之，究所舉發者，仍然例文之塗飾也，於所事之利病原委與所以救弊者未嘗講也。是以詔獄日繁而錮弊滋甚。 ”“向者之寬與今日之嚴，其為顢頇一也。顢頇而寬猶足養和平以為維繫人心之本，顢頇而出之以嚴，而弊不可勝言矣。 ”“故某以為省繁刑而崇實政為今日之急務。 ”（《養知書屋文集》，第9卷）也就是說，根本原因在於“一切以為寬”，即吏製本身存在巨大缺漏，使各級官吏有機可乘，時時面對巨大的利益誘惑；而“向者之寬”，即吏治早已廢弛鬆懈，在這種環境中能長期抵擋巨大利益誘惑、潔身自好者畢竟不多，因此造成了“無官不貪”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突然僅用重典嚴懲的貪官污吏再多其實也只是少數，反使各級官員人人自危，這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錮弊滋甚”，很可能禍及自身。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途在於“崇實政”，即對製度本身進行改革，這樣才能既“省繁刑”，又使政治清明，統治穩定。此時，清政府面對的是自身的系統性腐敗。所謂系統性腐敗是指只有以腐敗作為潤滑劑，政府部門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務。在這種系統性腐敗中，腐敗實際已經成為官員行事的常例，成為他們的一種生存手段，久而久之內化為一種不會引起內心道德衝突和愧疚感的規範，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統性排斥，這反過來使腐敗更加嚴重、更加猖獗、更加根深蒂固。退一步說，在系統性腐敗中，即便是得到“聖上”的支持，嚴肅處理個別貪官也無濟於事，因為僅僅是孤立地處理一個又一個貪官，並不能遏制日益嚴重的系統性腐敗，更不能從根本上清除腐敗。 郭嵩燾或許不清楚，他自己的悲劇亦正在此。大概，這也是所有“生於末世”卻又不願同流合污、不忍眼見“大廈傾”，因此只能憑一己之力起弊振衰的“清官”們的悲劇。縱然“才自清明志自高”，最終難免“運偏消”的結局。 1860年4月，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燾懷著孤憤鬱悶的心情以回籍就醫為由黯然返鄉。在家鄉過了兩年的賦閒生活後，郭嵩燾又在眾人的勸說下，應練就淮軍不久、人手緊缺的李鴻章之邀，於1862年春再度出山，任蘇松糧道，不久又升任兩淮鹽運使。由於曾國藩、李鴻章的全力支持，郭嵩燾在兩淮理財順利，卓有成效。 1863年秋，他又遽升經濟富裕、對外交往繁多因此地位重要的廣東巡撫，詔賞三品頂戴。不到兩年而升此高位，可謂官運亨通，他也決心有所作為，不負朝廷知遇之恩。但在廣東巡撫任上，他又因耿直招怨，與前後兩任同駐廣州的兩廣總督矛盾重重，與進粵“會剿”太平軍餘部、一向意氣用事的老友左宗棠也頓生齟齬。在錯綜複雜的種種矛盾之中，郭嵩燾左支右絀，最終在1866年6月解任下台，再次開始歸鄉閒居生活，而這次長達8年之久。 雖然歸鄉隱居，但郭嵩燾仍時刻關心時局，為國家前途擔憂。這八年中，洋務運動正衝破守舊勢力的巨大阻力，逐步發展。這八年中，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更加險惡，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甚至連一向為中國看不起的日本也在1874年侵略台灣，迫使清政府賠償五十萬兩白銀方從台灣撤兵。無論願意不願意，清政府的對外“交往”越來越多，迫切感到需要懂洋務的人才。 1875年年初，閒居八年的郭嵩燾又作為懂洋務的人才奉詔來到北京，並被慈安、慈禧兩太后召見，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幾乎同時，遙遠的雲南中緬邊境突然發生英國外交官馬嘉理在與當地居民衝突中被殺的“馬嘉理案”。郭嵩燾此時不會想到，這一事件最終會影響自己晚年的命運。 “馬嘉理案”發生後，清政府手足無措，只得答應英國的種種要求，其中一條是派欽差大臣到英國“道歉”，並任駐英公使。選來選去，清廷決定派郭嵩燾擔此重任，因為他向以懂洋務著稱。早在1856年春，他隨曾國藩幫辦軍務時即到過上海，對西方的種種器物和某些制度有了感性的了解，並認真研讀了使他驚訝不已的“日不動而地動”等自然科學圖書，當時即傾心西學，後來一直參與洋務。他曾大膽提出由商人辦理近代企業，在當時被人視為驚世駭俗之論。在洋務派與頑固派的鬥爭中，他以自己的學識不遺餘力為洋務派辯護，成為洋務派的重要一員。 中國派駐出使大臣的消息傳開，頓時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千百年來，中華文明一直以其燦爛輝煌輻射四方，引得“萬方來朝”，其他國家都是中國的“藩屬”，定期要派“貢使”來中國朝拜，決無中國派使“駐外”之說。簡言之，在中國傳統觀念中，對外只有體現宗（中國）藩（外國）關係的“理藩”，而無平等的“外交”一說。在19世紀後期，雖然中國屢遭列強侵略，但這種“外交”觀卻並無改變，外國使節駐華和中國派駐對外使節都被視為大傷國體的奇恥大辱。所以，郭嵩燾的親朋好友都認為此行凶多吉少，為他擔憂，更為他出洋“有辱名節”深感惋惜。他們認為中國派使出去“徒重辱國而已，雖有智者無所施為”，郭“以生平之學行，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 “郭侍郎文章學問，世之鳳麟。此次出使，真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認為出洋即是“事鬼”，與漢奸一般，有人編出一副對聯罵道：“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當時守舊情緒強烈的湖南士紳更是群情激奮，認為此行大丟湖南人的臉面，要開除他的省籍，甚至揚言要砸郭宅。 在強大壓力下，郭嵩燾幾次告病推脫，但都未獲准。慈禧決定召見郭嵩燾，以作安撫。慈禧對郭說：“此時萬不可辭，國家艱難，須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體國，此事（出使）實無人任得，汝須為國家任此艱苦。……旁人說汝閒話，你不要管他。他們局外人隨便瞎說，全不顧事理，不要顧別人閒說，橫直皇上總知道你的心事。”郭嵩燾的辭職之意，至此才徹底打消。出發前夕的10月31日，太后再次召見郭嵩燾，安慰他說：“汝心事朝廷自能體諒，不可輕聽外人言語，他們原不知道什麼。”郭嵩燾忍不住當著太后罵了一通主流士大夫，說他們“不知事小，卻是一味橫蠻，如臣家於此已是受驚不小！” 終在1876年12月從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應總理衙門之奏請，詔命郭嵩燾將沿途所記日記等諮送總署。此正合郭氏之意，他早就想將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強之道介紹給國人，使國人從“天朝上國”、視異域文明為異端的迷夢中驚醒。經過幾十天的海上航行，他於1877年1月下旬到達倫敦，甫一下船便立即將這幾十天極為詳細的日記題名為《使西紀程》寄回總署。在日記中，他不僅客觀記述了所見所聞，而且對這些見聞作出了自己的評價。如見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輪船進進出出卻次序井然，他不禁嘆道：“條理之繁密乃至如此”。他還盛讚倫敦：“街市燈如明星萬點，車馬滔滔，氣成煙霧……宮室之美，無以復加。”從途經十數國的地理位置、異土民情、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到土耳其開始設立議會、制定憲法的改革，蘇伊士運河巨大的挖河機器，“重商”對西方富強的作用……日記中全都作了介紹，盡可能讓國人對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擺脫夜郎自大的狀態。 但總理衙門剛將此書刊行，立即引來朝野頑固守舊者一浪高過一浪的口誅筆伐，一時間群情洶洶，有人痛斥他對外國“極意誇飾，大率謂其法度嚴明，仁義兼至，富強未艾，寰海歸心……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 “誠不知是何肺肝，而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無可採者。”有人以郭嵩燾“有貳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為理由提出彈劾他，有人上奏，認為應將郭嵩燾撤職調回：“今民間閱《使西紀程》者既無不以為悖，而郭嵩燾猶儼然持節於外”，“愚民不測機權，將謂如郭嵩燾者將蒙大用，則人心之患直恐有無從維持者”。由於找不到合適人選，清廷未能將他召回，但下令將此書毀版，禁其流傳。 在駐英大使任內，郭嵩燾還面臨著與自己的副手劉錫鴻愈演愈烈的“窩裡鬥”。劉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員的支持，暗中監視郭的一舉一動，不斷向清政府打郭嵩燾的“小報告”，列出種種“罪狀”。如有次參觀砲台，天氣驟變，陪同的一位英國人將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燾身上。劉錫鴻認為“即令凍死，亦不當披”。當巴西國王訪英時，郭嵩燾應邀參加巴西使館舉行的茶會，巴西國王入場時，郭嵩燾隨大家一同起立。這本是最起碼的禮節禮貌，但劉錫鴻卻將其說成是大失國體之舉，因為“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國主致敬”！中國使館人員參加英國女王在白金漢宮舉行的音樂會時，郭嵩燾曾翻閱音樂單，劉也認為這是效仿洋人所為，大不應該。連郭嵩燾不用茶水而改用銀盤盛糖酪款洋人、想學外語等全都是罪過。更嚴重的“罪狀”是說郭嵩燾向英國人詆毀朝政，向英國人妥協，等等。對於劉的陷害，郭嵩燾當然倍感憤怒，竭力為自己辯誣。二人的關係勢同水火，無法調和。在郭、劉二人“內耗”日甚一日的情況下，清政府於1878年8月下令將二人同時調回。本來清廷還擬將郭嵩燾查辦治罪，後在李鴻章、曾紀澤等人的反對下才不了了之。 1879年1月末，郭嵩燾離開倫敦，啟程回國。到達上海後，他心力交瘁， 請假歸鄉。 5月回到故鄉長沙時，等待他的卻是全城遍貼揭帖，指責他“勾通洋人”。不久，朝廷便詔允其休。就這樣，他在一片辱罵聲中離開了政治舞台。以後他仍時時深憂國事，常向友人傾談自己對社會、政治的種種看法，一些開明之士對其學識也盛讚不已，對其不為朝廷所用深為惋惜，但他終不再被朝廷起用。 1891年7月18日，郭嵩燾在孤寂中病逝。他去世後，李鴻章曾上奏請宣付國史館為郭立傳，並請賜諡號，但未獲朝廷旨準。清廷上諭再次強調：“郭嵩燾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所請著不准行。”其實，郭嵩燾如果泉下有知，對此可能也並不介意，因為他對歷史、對自己充滿信心。在死前不久寫的《戲書小像》中，他自信地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流傳百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 郭嵩燾墓 光緒十七年病逝，葬於飄峰之塋(今汨羅市沙溪鎮劃江村)。十年浩劫時墓塚被毀，後由當地村民遷回原址——沙溪鎮劃江村。 2011年1月24日郭嵩燾墓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佈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11年－2012年，汨羅市政府多方籌措資金，制定陵墓修繕復原方案，即將展開修繕。 [2] 詩作選摘 【挽曾國藩】 擢拔無遺士，經綸天下才。 獨無書薦達，相對語諧詼。 吾道丘山重，天門閶闔開。 只今餘二老，洋溢楚人哀。 【戲書小像】 世人欲殺定為才，迂拙頻遭反噬來。 學問半通官半顯，一生懷抱幾曾開。 傲慢疏慵不失真，唯余老態托傳神， 流傳百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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