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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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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話屬於北京官話，流傳於北京城區。有人把北京話、北京話口音濃重的普通話稱為“京片子”。 簡介 範圍 狹義的北京話是指北京市區地口音，不包括北京郊區縣的方言。廣義的北京話，即北京官話所屬的華北官話覆蓋麵包括了整個北京市，河北北部、內蒙古部分地區，廣義的華北官話還覆蓋東北三省，也有人稱其被北京官話，但這容易引起歧義，實際上北京官話又稱北方官話，明成祖遷都北京以後仍以南京官話為國語正音，直至清朝雍正年間（1728年）清設正音館，確立以北京官話為國語正音，北京官話的地位迅速抬升，逐漸取代南京官話成為中國官方的主流語言。基礎 漢語標準語（普通話、國語等）以北京官話為基礎。儘管如此，北京官話和普通話還有一定的區別，相對於普通話而言，北京官話也是一種方言。 北京話屬於北京官話的京師片，流傳於北京市區。有400年的歷史。北京話說起來帶有明顯的兒化尾音，有人把北京話的濃重口音稱為“京片子”、“京腔”。其實嚴格來說，北京官話並不等於普通話，而北京方言則更是與普通話存在不少差異，不過很多人都認為學習了普通話約等於掌握北京話。 現代標準漢語（普通話/國語/華語）以北方方言為基礎，以北京音為基準音。北京話和普通話區別很小，在基本的語音系統上近無分別，兩者的差異可比擬為日本東京首都圈方言與日語標準語的差異。北京話與普通話的根本區別在於： 最明顯的區別：北京話中存在豐富的方言詞，一如其他漢語方言，但這些方言詞不被視為標準普通話中可接受的詞彙而在非北京地區廣泛使用。有些北京話的方言詞很容易理解，如“打這兒”（從這裡起）、“放話”（公佈消息）、“末了兒”（最後）；有些則不易理解，如“白齋”（吃喝不付錢）、“跌份”（丟面子，尷尬的）、“棒槌”（門外漢）和“發小兒”（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一個較極端的例子是，北京話中“吃、餐、啃/kʰən/、開、捋/ly/、填補/ti̯ɛn bu/”六個詞，實際表示的都是“吃”的意思。 北京話在會話中用詞更為簡練。相聲演員侯寶林的《北京話》中車夫與顧客之間的一段有關討價還價的對話就生動地體現了這一點。 北京話中存在廣泛的吞音等語流音變的現象（原文稱“音節聚變”）。例如：“不知道” /pu ʈʂʅ tɑʊ̯/在北京話中變為/pʅ tɑʊ̯/。一些韻母的實際發音（尤其是在快速的語流中）與普通話有別。 北京話的語速比普通話更快，並且講話含混不清的情景更多。 北京話者說話的音域高於說普通話的人的音域。陰平、陽平調更高，上聲的折調更加明顯，去聲的降調也更加強烈。但是這並不會造成溝通上的障礙，只是北京話的一個明顯的特點。 北京話中存在一些不被普通話承認的字音異讀。例如：“和”作“與、及”一意時，北京話亦讀/xan/（同台灣國語），但此音普通話基本不用。 這些特點使得不少外地人往往在初來乍到時聽不清楚或者是聽不明白。 [1] 是否受滿語影響 對於北京話的語音及詞彙系統受到滿語及滿式漢語影響的程度及範圍也有人提出了商榷[2]。具體來說，前一種觀點認為北京話中的輕聲及兒化等語音現像是受到了滿語或滿式漢語的影響而產生或加強的。但是，有觀點認為它們是漢語自身發展的結果。 特點 北京話是最接近普通話的方言。北京話的兒化音現像比普通話強得多，語言綿軟。而且還有相當一批地方性詞彙，老北京居民中保留更多，祖上返三輩的不純粹貶稱為“胡同兒的話”。也經常有人，包括北京人自己，用“痞”來形容北京話。 歷史 明清之前 北京的歷史很長，但是真正北京話的歷史並不長，只有400年左右。中國國土廣闊，各地均有方言，為交流、行政、管理等需要，四千年前夏代便產生了“雅言”，不同時代的“雅言”均不一樣，特別是晉代、宋代兩次衣冠南渡，變化尤多，但原則上都以中原伊洛地區方言為標準，比如金代的北京人，就以洛陽讀書音為正音。 恢復古人的“雅言”，今人恐怕一句都聽不懂。在日語、朝鮮語中，我們會發現不少讀音與漢語近似，從中略可體會不同時代“雅言”的痕跡。 北京這個千年古都是由漢族和我國北方少數民族共同建立起來的。早在隋唐時期，北京已是邊陲重鎮，是歷代漢族和少數民族衝突與融合最頻繁的地區之一。至少從唐代開始，住在北京地區的漢族人就一直和當地的少數民族雜居在一起，人口也一直在不斷地大量流動。語言和社會一樣，越是封閉，發展就越慢；越是開放，發展就越快。在歷史上，北京話既和當地少數民族語言(主要是阿爾泰語系的語言)不斷產生交流，也和各地的漢語方言有頻繁的接觸，一千多年來，北京話就是始終處在這種十分開放的環境之中的。現代的北京話和漢語其他方言比較，可以說是發展最迅速的漢語方言。北京在唐代屬幽州，當時的幽州地區已經居住著相當多的少數民族。公元936年，石敬瑭把燕雲十六州割讓給契丹，幽州地區從此脫離中原漢族的統治，成為遼金兩代少數民族政權的南方重鎮。契丹把析津府(今北京)定為南京，成為遼代五京之一。公元1153年，金代把國都遷到燕京，這是北京正式成為一國國都之始。從遼至金，北京的政治、經濟地位迅速上升，大量的北方少數民族湧進北京，原住在北京的漢族人被迫或自願和他們雜居在一起，加強了和他們的聯繫，和宋朝統治的中原地區廣大的漢族人民反而在政治上完全分離，交往也受到嚴重影響，這種情況一直延續達300年之久。和外族語言長期密切接觸，和廣大中原地區的本族語言反而關係疏遠，北京話從一千多年以前就開始處於這種和其他漢語方言完全不同的特殊語言環境中。這種語言背景對北京話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得北京話在遼金時期就可能已經成為我國發展最快、結構最簡單的漢語方言。在遼代建國之前，契丹族就已經不斷從戰爭中俘虜大批奴隸，不僅有北方其他少數民族，也有當時幽燕地區的大批漢族人。到遼建國時，漢族人的勢力已經相當大，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十分活躍，對遼國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從遼到金，不斷有大批的漢族人被擄掠到東北去，在金統治我國北方的一百多年中，中原地區和東北地區之間的人口流動十分頻繁。女真族每次南侵，都要擄掠大批漢人和財物回去，先在幽燕地區，後來遍及中原各地，次數之多和數量之大是十分驚人的。在被契丹和女真族陸續擄掠到東北的漢族人中，以幽燕地區的漢族人佔絕大多數，他們所說的方言是當時幽燕地區的方言，這樣就把北京及其附近的方言擴展到了東北各地。漢族人文化高，以所掌握的文化和生產技術影響當地少數民族，漢語在東北各族語言中也就逐漸佔了優勢。當地少數民族中有不少人在漢族人的長期影響下逐步漢化，甚至放棄了自己民族的語言。金朝就是在女真族漢化已經相當深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到金遷都燕京時，女真貴族已經不大能說本族語言，漢語在女真族中使用已相當普遍。女真族所接觸的漢族人主要是契丹族從幽燕地區陸續擄掠去的，因此女真族所說的漢語應該也就是原來幽燕地區的漢語方言。 [3] 元代北京成了首都，但官方場合所用仍是中原口音，只是與本地方言有所結合，形成了大都話。朱元璋滅元後，各地移民大量入京，大都話漸式微，由於河北移入人口較多，故北京民間方言以河北口音為主，而官方則使用“雅言”，即河南官話。到朱棣遷都北京，江淮官話等也對北京方言產生了一定影響。 經過元末的大動亂，大都城已經殘破不堪，人口銳減，土地荒蕪。為了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明初採取了大量移民的政策充實北京，移民範圍從山西、山東直到江浙一帶，每次動輒萬戶。永樂十九年（1421年）遷都北京後，大批高級官吏和他們的家屬從南京移居到北京，加上從攻占元大都後就一直留守在北京的大量軍隊以及從全國各地陸續徵召來京的各行各業的工匠，數量也是相當可觀的。北京的人口結構在這時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和北京話接觸最頻繁的已經不再是契丹、女真等少數民族的語言，而是來自中原和長江以南的各地漢語方言。方言之間雖然有分歧，但同是漢語，差別終究不大，再加上當時方言來源不一，五方雜處，不可能只向某一地區的方言靠攏，這可能就是中古以後發展迅速的北京話到明代趨於穩定的主要原因。明徐孝《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中所記的音係可能代表了明萬曆年間（1573-1620年）的北京話，已經和現代的北京話十分接近了。 據富察玄海先生所述，清入關後，前期和中期上朝均用滿洲話，漢臣必須學習滿語，但民間則出現了旗下話、土話、官話三者雜糅的趨勢，北京話正是這三者結合的產物。清代北京話分文讀、白讀兩種，文讀是舊的標準音，讀書人多用，但到了清後期，基本失傳，只剩下了白讀。 清中後期 清中期，隨著對漢臣的倚重，且為提高辦公效率，清宮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話，滿語仍是國語，但不再充當官話。 1728年，雍正設“正音書館”，在全國推行北京話，規定讀書人聽不懂北京話就不能參加科舉考試，甚至童生不得考秀才。雖然推廣力度甚大，但各地敷衍推諉，到嘉慶時，“正音書館”紛紛關閉，幾無孑遺。 缺乏統一的語言標準，給溝通帶來了巨大麻煩，比如晚清名臣曾國藩是湘鄉人，可湘方言卻是全國最難懂的方言之一，再比如康有為被召見時，光緒皇帝怎麼也聽不懂他說的粵方言。為避免難堪，清末兩宮太后召見地方官員時，不得不破壞歷來的規矩，允許從領侍衛內大臣中挑選一人隨同召見，充當“翻譯”，而此前清代的召見，除軍機大臣，一般只能是君臣二人，室內不得有任何閒雜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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