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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倫理

新教倫理是由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提出的理論。 “天職”觀念,即某種由上帝安排的任務,成為新教的核心內容。他拋棄了原來天主教那種禁慾主義的修行而超越塵世的空洞勸解和訓令,而把個人在塵世中完成所賦予他的義務當作一種至高無上的天職。在韋伯看來,新教在客觀上為證明世俗活動具有道德意義起了作用,導致和促進了資本主義精神的萌芽和發展。為了進一步考察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關係,韋伯還分析了新教的其他分支,特別是加爾文教的禁慾主義倫理。

新教倫理

整個[1]加爾文教中最典型的特徵是它的命定說,這種教義宣稱,一個人甚至在他出生前就已被上帝判決了他的來世命運。而且,作為塵世中的人,他無法獲得對上帝這種判決的了解,因為採取任何世俗的手段都無法窺知天意。這樣,人與上帝、塵世與天國之間便存在著一到不可逾越的鴻溝。這種教義的邏輯結論便是,基督徒在塵世中的活動,包括為日常服務的職業勞動,都只是為了遵從上帝的戒律,完成上帝的旨意。於是,緊張的從事世俗活動​​,爭取獲得職業上的成功,便成為建立獲救信心的惟一手段。

在韋伯看來,加爾文教就是這樣為人的世俗活動的意義找到了答案,他使全部的世俗生活徹底的合理化了。加爾文教作為宗教教派,使塵世活動(主要是職業勞動)具有了某種宗教上的合理性和崇高意義,即世俗的日常工作​​被視為榮耀上帝的行為。這種在宗教意義上世俗生活的合理化,使得加爾文教具有獨特的禁慾主義傾向,具有必然性。它一方面表現為積極參加世事,勤勉的從事職業勞動,另一方面表現為最大限度的節儉,抵制一切享樂性消費,認為積累財富的勤儉在道德上是無可指責的,驕奢縱慾是有罪的。

韋伯接著指出,加爾文教的禁慾主義傾向是獨特的,表現在它與天主教的禁慾有著明顯的不同。後者把禁慾限制在寺廟裡,而加爾文教的禁慾生活卻是在塵世中、在世俗的各種機構中度過的,因而是一種“入世禁慾主義”。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種入世禁慾主義使宗教世俗化了。

加爾文教一方面是使全部的世俗生活昇華為高度的宗教意識,另一方面,這種宗教意識又帶有強烈的入世傾向。無論如何,在韋伯看來,這客觀上都給世俗生活的發展以有力的推動,加爾文教中的勞動天職觀念、職業成功意識、節儉致富傾向等等都是這方面的表現。而這一切又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存在著很強的親和力。

經過分析,韋伯指出,在作為新教重要教派的加爾文教的教義內容和宗教實踐中,包含了資本主義精神發展的因素,客觀上推動了資本主義及整個西方文明的發展過程,並初步建立其宗教觀念與一定的經濟倫理、社會結構之間的相關性。

韋伯反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按照社會的經濟狀況解釋一切,把宗教的起源、乃至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歸結為一定社會的經濟狀況,是一種錯誤的經濟唯物主義。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簡述

韋伯在該書中論述宗教觀念(新教倫理)與隱藏在資本主義發展背後的某種心理驅力(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生成關係。全書正文分上下兩篇,共七章。

韋伯力圖使用分析統計數字確立一個事實,即資本主義興業興趣和成功率與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著某種相互關係。韋伯指出:“在任何一個宗教成分混雜的國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職業情況的統計數字,幾乎沒有什麼例外地可以發現這樣一種狀況:工商界領導人、資本佔有者、近代企業中的高級技術工人,尤其受過高等技術培訓和商業培訓的管理人員,絕大多數都是新教徒。資本主義愈加放手,這一狀況亦愈加明顯。”

韋伯引證了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政治家、科學家、作家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話,來分析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認為雖然很難說資本主義精神已全部包含在他所引證的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話裡,但這些話確實以近乎於典型的純粹性保存著我們正在尋找的資本主義精神。這就是“認為個人有增加自己的資本的責任,而增加資本本身就是目的。違犯其規範被認為是忘記責任”這樣一種觀念、一種奇特的倫理、一種精神氣質。就是說韋伯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是指個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資本並以此為目的活動視為一種盡責盡職的行動,把賺錢本身當作一種目的,當作一種職業責任,被看作是一種美德和能力的表現。韋伯說:“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

韋伯所定義的理想資本主義是有嚴格限制的,不是通過搶劫、掠奪等暴力手段獲得原始積累,而是以合理地計算收支,有條理地安排生產經營活動為特徵,這種現代理性資本主義的經濟行為,與新教徒那種井井有條、系統安排的入世禁慾主義生活方式是完全相一致的。新教入世禁慾主義倫理為資本主義企業家提供了一種心理驅動力和道德能量,從而成為現代理性資本主義興起的精神動力,也是現代資本主義得以產生的重要條件之一。

理性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都只出現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在韋伯看來,幾乎所有與理性資本主義有關的種種因素也都是西方文明獨有的。上自古希臘時代延續至今的民主代議制度,下至體現理性化靈魂的股票、支票、債券等商業化手段,無不反映了理性主義的特點。西方文明不同於其他文明的一般特徵,就是理性主義。其源頭一直可以追溯到整個西方文明傳統。不同的文明形式產生各自獨有的精神核心,宗教在其中發揮了巨大的影響。發生在西歐的新教改革原本是出自宗教動機,但新教倫理所表現的現世禁慾精神,合理安排的倫理生活卻無意中促進了經濟活動的開展,新教倫理賦予了經商逐利行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而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沒有經過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倫理精神對於這些民族的資本主義發展起了嚴重的阻礙作用。

專家點評

馬克斯·韋伯是德國傑出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是古典社會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現代文化比較研究的先驅人物。在西方,他的名字經常和卡爾·馬克思以及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杜爾克海姆的名字聯繫在一起,被奉為當代社會學的三位精英。以其淵博的學識、精深的造詣、極為豐富的著述成為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巨人,被西方學術界一致奉為宗教社會學研究的開創者、宗教社會學理論的鼻祖,在20世紀很少有學者能像韋伯那樣對社會科學具有如此巨大的影響。

作為一個在近代歐洲文明中成長起來的人,他所有研究都是圍繞著一個主題展開的,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義問題”。其社會學研究的核心部分就是宗教社會學。韋伯一生致力於考察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觀,從比較的高度,去探討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氣質與該民族的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關係。通過宗教社會學的研究,韋伯試圖回答為什麼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僅僅在西方文明中,才出現了一種被西方人所認為的其發展具有普遍意義和價值的文化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究竟應歸結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 《宗教社會學論文集》是韋伯著名的文化比較系列專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這一系列的第一項研究,也是韋伯自己所建立的宏偉大廈的一塊基石。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最初分兩部分發表於《社會科學與社會政治文獻》(1904-1905)第七捲和第十一卷。 1920年作為《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的第一部分被重新出版。在新版本中,韋伯做了許多修改,並在註釋中加了不少新的材料,同時要回答各種批評。在這部著作中韋伯討論了伴隨歐洲宗教改革運動而出現的新教倫理以及後者對現代資本主義的起源和整個西方理性化進程的影響。

令人肅然起敬的是,韋伯的大量學術論文與專著正是在病重到逝世的十幾年中以驚人的速度出版的。可以說,韋伯的重要成就,包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都是在此期間做出的。韋伯在其短短的56年中寫出了眾多學術專著,但由於韋伯過早地去世,使他未能完成自己龐大的研究設想。韋伯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社會學,他創造性地框架了現代社會學的體系,他不僅僅在詮釋社會學研究領域有巨大建樹,在經濟史學派中也佔有重要的地位。還廣泛涉及歷史學、法學、政治學、宗教學、哲學乃至音樂、藝術等各個學科。韋伯的社會學及其相關的主要論著有:《中世紀商社史》(188年)、《羅馬農業史及其對國家法和私法的意義》(1891年)、《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神》( 1904-1905年)、《俄國資產階級民主形勢》(1906年)、《古代社會的農業生產關係》(1909年)、《論廣義社會學的某些範疇》(1911-1913年)、《儒教與道教》(1915年)、《印度教和佛教》(1916年)、《古代猶太教》(1917年)、《作為職業的學術》、《作為職業的政治》(1919年)、《城市社會學研究》(1920年)。韋伯去世後陸續整理出版的有:《經濟與社會》(1921-1922年)、《音樂理性的及社會的基礎》(1921年)、《政治論文集》(1921年)、《科學論文集》 (1929年)、《經濟通史》(1924年)、《社會學和社會政策文集》(1924年)、《國家社會學》(1956年)等。

克爾凱郭爾曾經說過:你信仰什麼,你就該生活什麼。通過韋伯的論證闡述,我們可以看到,信仰作為個體精神世界的基石,對當代西方社會個體產生的巨大“聚變作用”。

妙語佳句

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

新教的發展歷史

產生的背景

15世紀後期的西歐,封建制度開始解體。隨著一批大、中城市的發展,出現資本主義的萌芽。許多新興的民族國家確立了中央集權的王侯統治。本來就鬆弛渙散的神聖羅馬帝國和經受了大分裂創傷的羅馬教廷,在長期的互相角逐較量中日見削弱。教會內部腐敗。農民、城市平民和新興市民階級反抗封建神權統治的鬥爭,日趨激烈。思想文化方面,文藝復興喚起新的覺醒。一批人文主義者大膽揭露教皇、主教和修道士的虛偽、貪婪和無知。經院主義神學已成為煩瑣僵死的教條和無謂爭辯的代名詞。理性主義和批判精神開始在知識分子中傳播。天文學、物理學、數​​學、醫學等都有了新的突破。這一切都預示著中世紀封建主義的崩潰,為宗教改革準備了條件。

三大主流派的形成

新教所代表的抗議原則和精神可以追溯到14世紀後期的一些宗教改革先行者。英國威克里夫派和羅拉德派、波希米亞的胡斯運動和意大利G.薩伏那洛拉的信徒,把改革思想的種子撒播在歐洲廣大地區。 16世紀20年代,馬丁·路德在德國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迅即在整個德國形成燎原之勢。在瑞士,U.茨溫利和J.加爾文等的改革活動,進一步擴大和加深了新教的影響。英王亨利八世出於政治上的原因,由上而下推行宗教改革;在克蘭麥的協助下,組成具有獨特形式的新教教會,以擺脫教皇的管轄。到16世紀中葉,新教的三個主要宗派,即馬丁·路德創立的路德宗,加爾文創立的歸正宗和作為英格蘭國教的安立甘宗,都已在歐洲出現,並同羅馬天主教相抗衡。三大宗派在其形成的過程中,得到所在民族獨立國家的世俗政權或諸侯的支持與保護。在長期復雜的“宗教戰爭”之後,根據隨之訂立的一些和約,如1555年的《奧格斯堡和約》和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認的“教隨國定”原則,基本上形成了新教在西歐各國分佈的格局,路德宗分佈於德國大部和北歐諸國,包括丹麥、挪威、瑞典、芬蘭等;歸正宗為瑞士、德國一部、荷蘭和蘇格蘭;安立甘宗主要在英格蘭。三大宗派的信徒人數當時佔新教徒的絕大多數,因此也被稱為新教的主流教派。

16世紀末到17世紀,新教的三個主要宗派在教會組織和崇拜儀式上已基本定型。對教義的表述和闡述,經過長期的爭論,也逐漸形成體系。新教的理論家以歐洲一些大學為基地,熱衷於編寫大量的神學著作,但內容充滿煩瑣的爭辯和考證,失去改教初期那種富有抗議精神的活力。這一時期後被稱為新教經院主義時期。 17世紀中葉,英格蘭的清教徒運動要求以加爾文主義改革妥協保守的安立甘國教會,曾成為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面旗幟,把新教運動又推進一步,結果產生了脫離國教的一些新的獨立宗派,如英格蘭的長老會、公理會、浸會、公誼會等。清教徒運動後來由移民傳到美洲,使新教在北美髮展成為影響最廣的教派。在德國,以斯彭內爾為代表的虔敬主義運動和清教徒運動相呼應,提倡人個的虔修生活和佈道工作,舉辦慈善事業,由弗蘭克等創辦的哈雷大學成為德國虔敬主義的中心,對後來新教的發展有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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