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故宮善本書目》，《宛委別藏》160種藏於養心殿（目二函，書百函，共160種，其中由阮元所進者157種，與諸家所記不符，疑中有亡佚）；但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故宮博物院編輯、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選印宛委別藏》40種時，因《五行大義》一書已有嘉慶本等刊本傳世，故未收入。 23 1988年，江蘇古籍出版社按原目錄影印《宛委別藏》120冊，收《五行大義》於第70冊。經筆者對勘，宛委別藏本與佚存本完全一致，未作任何校勘，因而不應視為一個獨立的版本。當然，在考察《五行大義》在中國的流傳過程時，阮元以其文壇權威的崇隆地位對《五行大義》所作的積極引介，還是很有意義的。在他的鼓吹下，《五行大義》的影響迅速擴大。與許宗彥、阮元同時的孫星衍“尤好斯學”，已藏有《五行大義》；24《續古文苑》卷十一“序上”，則將“隋蕭吉《五行大義序》（日本國本）”作為古文範本予以鄭重推薦。 25嘉慶十八年（1813），歙縣鮑廷博編輯《知不足齋叢書》，收《五行大義》於第二十六集（略稱“知不足本”）。這是嘉慶本問世以來中國第二次正式刊刻印行《五行大義》。鮑氏作短跋於書後：
隋蕭吉《五行大義》失傳已久。近德清許氏得自日本《佚存叢書》中，既校而刊之矣，惜傳之不廣。因重壽梓，以公同好雲。
另據嚴一萍《百部叢書·影印說明》稱：“知不足覆刊佚存而加校訂”，可知知不足本所用的底本還是佚存本。其版本的進步，體現在對底本又進行了一次修改，共比嘉慶本多了24處。由於《知不足齋叢書》印行數量很大，《五行大義》對學術界，特別是對清代和近代的文獻考據學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除前引陳喬樅《齊詩翼氏學疏證》、孫詒讓《札迻》外，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趙在翰《七緯》、黃奭《黃氏逸書考》、陳立《白虎通疏證》、王先謙《漢書補注》、汪宗沂《太公兵法逸文》、劉家立《淮南內篇》等，也都先後引用了《五行大義》。
光緒八年（1882），日本《佚存叢書》在上海由黃氏出版木活字排印本；光緒二十三年（1897），盛宣懷選輯編印《常州先哲遺書》，在第一輯子部中再次收入《五行大義》（略稱“常州本”）。盛氏跋稱：
相關注本
書名：《五行大義今注》
作者：梁湘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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