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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

王羲之的道教信仰有著深厚的家庭背景。王氏家族是東晉時最有代表的文化士族。從上到下,奉信黃老學說。 《晉書·卷八十·列傳第五十》記載,王氏家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又精通書道。”《道經》中記載了王羲之始祖王子晉嚮往神仙之靈虛,邁行放達於天台北門金庭桐柏山(即今嵊州金庭)第二十七洞天(道界三十六洞天之一)的故事。 《潛夫論》記載:“因氏王氏,其後子孫,世喜養性、神仙之術。”可見,無論是王羲之的祖上,還是其子孫、親戚朋友,都是虔誠的道教信仰者。同時,王氏家族還是名門望族,素來重視對家族成員文化素養的培植。王羲之置身其中,耳濡目染,自然不外其例。

稱病棄官

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三月王稱病棄官,攜子操之由無錫徙居金庭。建書樓,植桑果,教子弟,賦詩文,作書畫,以放鵝弋釣為娛。且與許詢、支遁諸名士,遍遊剡地山水。 自王定居金庭後,書法興起。其後裔多擅書畫,作品掛滿廳堂、書房,人稱“華院畫堂”。後人定村名為“華堂”,沿稱至今。王羲之遺跡遍及全縣各地。嵊西獨秀山為王羲之讀書處,山上觀音發多個地方殿懸有“右軍舊遊地”匾額;山麓建桃源鄉鄉主廟,奉王右軍為鄉主。嵊北嶀山的羲之坪、嵊東的清隱寺、嵊新交界的王罕嶺等,均為王遊憩之地,至今尚有遺跡可尋。

東晉昇平五年(361年),王羲之卒,葬於金庭瀑布山(又稱紫藤山),其五世孫衡舍宅為金庭觀,遺址猶存。梁大同年間(535-546年),嗣孫建豆腐乾豆腐右軍祠於墓前。

書法成就

風格

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為歷代書法家所敬仰,被譽作“天下第一行書”。王兼善隸、草、楷、行各體,精研體勢,心摹手追,廣採眾長,備精諸體,冶於一爐,擺脫了漢魏筆風,自成一家,影響深遠。其書法平和自然,筆勢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賦》中:“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彷彿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回雪。”一句來讚美王羲之的書法之美。傳說王羲之小的時候苦練書法,日久,用於清洗毛筆的池塘水都變成墨色。後人評曰:“飄若遊雲,矯若驚龍”、“龍跳天門,虎臥凰閣”、“天質自然,豐神蓋代”。有關於他的成語有:入木三分、東床快婿……王羲之書風最明顯特徵是用筆細膩,結構多變。王羲之書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書苑。唐代的歐陽詢、虞世南、諸遂良、薛稷、和顏真卿、柳公權,五代的楊凝式,宋代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代趙孟頫,明代董其昌,這些歷代書法名家對王羲之心悅誠服,推崇備至,因而他享有“書聖”的美譽。

作品

楷書:《黃庭經》、《樂毅論》

草書:《十七帖》、《初月帖》、《行穰帖》、《龍保帖》、《上虞帖》、《長風帖》、《賢士帖》、《飛白帖》

行書:《姨母帖》、《快雪時晴帖》、《喪亂帖》、《蘭亭集序》、《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孔侍中帖》、《寒切帖》、《遠宦帖》、《二謝帖》、《得示帖》、《雨後帖》、《秋月帖》、《都下帖》[6]

造詣

王羲之自幼愛習書法,由父王曠、叔父王廙啟蒙。七歲善書,十二歲從父親枕中竊讀前代《筆論》。王曠善行、隸書;王廙擅長書畫,王僧虔《論書》曾評:“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廙為最,畫為晉明帝師,書為右軍法。”王羲之從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書學熏陶。當代留美書法新秀劉鐸曾讚歎:“好字唯之(之,王羲之)”。

王羲之早年又從衛夫人學書。衛爍,師承鍾繇,妙傳其法。她給王羲之傳授鍾繇之法、衛氏數世習書之法以及她自己釀育的書風與法門。 《唐人書評》曰:“衛夫人書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紅蓮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說:“羲之從衛夫人學書,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鐘法,姿媚之習尚,亦由之而成,後來博覽秦漢以來篆隸淳古之跡,與衛夫人所傳鐘法新體有異,因而對於師傳有所不滿,這和後代書人從帖學入手的,一旦看見碑版,發生了興趣,便欲改學,這是同樣可以理解的事。可以體會到羲之的姿媚風格和變古不盡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書管窺》)

王羲之善於轉益多師,當他從衛夫人的書學藩籬中脫出時,他己置身於新的歷史層而上。他曾自述這一歷史轉折:“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爵、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嶽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於眾碑學習焉。”從這段話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斷開拓視野、廣聞博取、探源明理的經歷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遠,富於創造。他學鍾繇,自能融化。鍾書尚翻,真書亦具分勢,用筆尚外拓,有飛鳥鶱騰之勢,所謂鍾家隼尾波。王羲之心儀手追,但易翻為曲,減去分勢。用筆尚內抵,不折而用轉,所謂右軍“一搨瓘直下”。他學張芝也是自出機杼。唐代張懷耿曾在《書斷》中指出這一點:“剖析張公之草,而濃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鐘君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至研精體勢,則無所不工。”王羲之對張芝草書“剖析”、“折衷”,對鍾繇隸書“損益”、“運用”,對這兩位書學大師都能“研精體勢”。沈尹默稱揚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腳下盤泥,依樣畫著葫蘆,而是要運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為我服務,不泥於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從博覽所得秦漢篆隸的各種不同筆法妙用,悉數融入於真行草體中去,遂形成了他那個時代最佳體勢,推陳出新,更為後代開闢了新的天地。這是王羲之“兼撮眾法,備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緣故。

真跡

王羲之真跡早於不存於世,唐代的精摹本歷來已被當作真跡看待。由於年代久遠,且本帖享盛名久,和王羲之其它墨跡一樣,對它的摹刻年代就有不同推斷。有稱為宋摹的,也有疑為米芾所摹的,而更多的則定為唐摹。它著錄極多,並一再被刻入各種叢帖中,元以後的公私藏印及流傳歷歷可考與可靠,其珍貴性不言而喻。

後世影響

王羲之的書法影響到他的後代子孫。其子獻之,善草書;凝之,工草隸;徽之,善正草書;操之,善正行書;煥之,善行草書;獻之,則稱“小聖”。黃伯思《東觀徐論》雲:“王氏凝、操、徽、渙之四子書,與子敬書俱傳,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煥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其後子孫綿延,王氏一門書法傳遞不息。武則天嘗求王羲之書,王羲之的九世重孫王方慶將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書跡十捲進呈,編為《萬歲通天帖》。南朝齊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門之後,有法書錄入。釋智永為羲之七世孫,妙傳家法,為隋唐書學名家。後戰亂中,其後世走亂,家譜遺失,後世分佈在瀋陽,海倫等地。現知其後世有王慶凱、王瀟丹等人。

王羲之書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書苑。王羲之書聖地位的確立,有其演變過程。南朝宋泰始年間的書家虞和在《論書表》中說:“洎乎漢、魏,鐘(繇)、張(芝)擅美,晉末二王稱英。”右軍書名蓋世於當時,而宋齊之間書學地位最高者則推王獻之。獻之從父學書,天資極高,敏於革新,轉師張芝,而創上下相連的草書,媚妍甚至超過其父,窮微入聖,與其父同稱“二王”。南朝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雲:“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改變這種狀況的是由於梁武帝蕭衍推崇王羲之。他把當時的書學位次由“王獻之——王羲之——鍾繇”轉變為“鍾繇——王羲之——王獻之”,在《觀鍾繇書法十二意》中,蕭衍雲:“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蕭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評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輿論遂定。

歷史上第一次學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則在唐。唐太宗極度推尊王羲之,不僅廣為收羅王書,且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撰贊辭,評鍾繇則“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論獻之則貶其“翰墨之病”,論其他書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輩皆謂“譽過其實”。通過比較,唐太宗認為右軍“盡善盡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從此王羲之在書學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被確立並鞏固下來。宋、元、明、清諸朝學書人,無不尊晉宗“二王”。唐代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顏真卿、柳公權,五代楊凝式,宋代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代趙孟頫,明代董其昌,歷代書學名家無不皈依王羲之。清代雖以碑學打破帖學的範圍,但王羲之的書聖地位仍未動搖。 “書聖”、“墨皇”雖有“聖化”之嫌,但世代名家、鉅子,通過比較、揣摩,無不心悅誠服,推崇備至。

中國書史上雖推崇王羲之為“書聖”,但並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聖像,而只是看作中華文化中書藝創造的“盡善盡美”的象徵。事物永遠是發展的、前進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時代到達“盡善盡美”的頂峰,這一“聖像”必將召喚後來者在各自的時代去攀登新的書藝頂峰。

史籍記載

《晉書·卷八十》: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週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遍觀子弟。門生歸,謂鑑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鑑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鑑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复授護軍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眾心。卿不時起,复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志,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

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以與浩書以戒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复圖再舉,又遺浩書曰: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顧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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