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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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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學亦稱程朱道學，是宋明理學的主要派別之一，也是理學各派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學派之一。其由北宋湖北人二程（程顥、程頤）兄弟開始創立，其間經過弟子楊時，再傳羅從彥，三傳李侗的傳承，到南宋朱熹集為大成。 簡介 程朱理學，是宋明理學的一派，有時會被簡稱為理學，與心學相對。是指中國宋朝以後由程顥、程頤、朱熹等人發展出來的儒家流派，認為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從不同的角度認識，他有不同的名稱，如天、道、上帝等），而且他是善的，他將善賦予人便成為本性，將善賦予社會便成為“禮”，而人在世界萬物紛擾交錯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賦自“理”的本性，社會便失去“禮”。他還認為，由於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所以萬物“之所以然”，必有一個“理”，而通過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達到認識真理的目的（致知）。 所以如果無法收斂私慾的擴張，則偏離了天道，不但無法成為聖人（儒家最高修為者，人人皆可達之），還可能會迷失世間，所以要修養、歸返、並伸展上天賦予的本性（存天理），以達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時完全進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後就可以“從心所欲而不踰矩”，這時人欲已融入進天理中（滅人欲，不是無欲，而是理欲合一），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從“毋”變成“無”），則無論做什麼都不會偏離天道了。 基本觀點 其基本觀點包括：1理一、元論的唯心主義體系，認為理或天理是自然萬物和人類社會的根本法則；2、理一分殊[1]，認為萬事萬物各有一理，此為分殊。物、人各自之理都源於天理，此為理一；3、存天理、滅人欲，天理構成人的本質，在人間體現為倫理道德“三綱五常”。 “人欲”是超出維持人之生命的慾求和違背禮儀規範的行為，與天理相對立。 將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視為人欲，是封建綱常與宗教的禁慾主義結合起來。程朱理學是儒學發展的重要階段，適應了封建社會從前期向後期發展的轉變，封建專制主義進一步增強的需要，他們以儒學為宗，吸收佛、道，將天理、仁政、人倫、人欲內在統一起來，使儒學走向政治哲學化，為封建等級特權的統治提供了更為精細的理論指導，適應了增強思想上專制的需要，深得統治者的歡心，成為南宋之後的官學。 理論形成 二程曾同學於北宋理學開山大師周敦頤，著作被後人合編為《二程集》。他們把“理”或“天理”視作哲學的最高範疇，認為理無所不在，不生不滅，不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會生活的最高準則。在窮理方法上，程顥“主靜”，強調“正心誠意”；程頤“主敬”，強調“格物致知”。在人性論上，朱熹主張“存天理，滅人欲”，並深入闡釋這一觀點使之更加系統化。二程學說的出現，標誌著宋代理學思想體系的正式形成。南宋時，朱熹繼承和發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個完整而精緻的客觀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從廣義上說，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攝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和二程）的學說，並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後學及整個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於朱熹是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簡稱為朱子學。程朱理學在南宋後期開始為統治階級所接受和推崇，經元到明清正式成為國家的統治思想。故如對宋明理學的概念不做特別規定的話，在通常的意義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學。 他認為，太極是宇宙的根本和本體，太極本身包含了理與氣，理在先，氣在後。太極之理是一切理的綜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時空，是“萬善”的道德標準。 宋元明清時期，歷代統治者多將二程和朱熹的理學思想扶為官方統治思想，程朱理學也因此成為人們日常言行的是非標準和識理踐履的主要內容。在南宋以後60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程朱理學在促進人們的理論思維、教育人們知書識理、陶冶人們的情操、維護社會穩定、推動歷史進步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同時，它對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歷史和文化發展，也有巨大的負面影響。不少人把程朱理學視為獵取功名的敲門磚，他們死抱一字一義的說教，致使理學發展越來越脫離實際，成為於世無補的空言，成為束縛人們手腳的教條，成為“以理殺人”的工具，從而反映出它的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 在人性論上，朱熹認為人有“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前者源於太極之理，是絕對的善；後者則有清濁之分，善惡之別。人們應該通過“居敬”、“窮理”來變化氣質。朱熹還把理推及人類社會歷史，認為“三綱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們應當“去人欲，存天理”，自覺遵守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規範。朱熹學說的出現，標誌著理學發展到了成熟的階段。 歷史發展 宋代發源 “理學”在中國古代又稱義理之學或道學，其創始人為北宋的周敦頤、邵雍及張載。繼後有程顥和程頤等人繼續發展，最終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這種理學常被稱為“程朱理學”，在元朝及其後的朝代中均為國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學的學者稱為“理學家”。 細分來講，陸王與理學有所差異萬不可混為一談。魏晉南北朝玄學盛行，在唐代佛、道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獨尊於一家。但是南宋的朱熹卻完成了新儒學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處在於，把孔孟置於正宗，同時又把董仲舒陰陽五行，把張載、周敦頤、二程的觀點，以及佛學高度一元化的哲學和道家無為的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細緻地構造出內容精深的新儒學體系。儒學在世界觀、方法論上的短處被克服了。這使佛、道等學說再也不會動搖它了。宋以後七百年間，理學一直被奉為正統，與宗法體制十分的適應。 朱熹將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為儒家發展史的一個里程碑。一提到理學，人們馬上會想到“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在理學發達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雖然是一種有等級尊卑的愛，但“仁”是以人性為基礎。雖然傳統儒學也主張孝道和貞潔，但其禁慾色彩並不濃厚。儒學發展到理學階段以後，已帶有濃厚的禁慾主義色彩。二程說：“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並稱：“無人欲即皆天理”。朱熹用飲食為例闡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語類·卷十三》），在宋朝以後，中國很少再出現像李白這樣“我本楚狂人”的詩人了。 理學初起於北宋、盛極於南宋與元、明時代，清朝中葉以後逐漸沒落。它是宋朝以後才發展出來的一種新儒學思想，除了傳統儒學的自身更張和社會形勢所迫之外，還與大量融入了佛老思想。宋明以降，著名理學名家有：周敦頤、張載、二程（程顥、程頤）、楊時、羅從彥、朱熹、呂祖謙、楊簡、真德秀、魏了翁、許衡、吳澄、曹端、薛瑄、吳與弼、邱濬、陳獻章……等。 程頤嚴肅剛正，神聖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實為後世所見的“道學臉孔”。在婦女貞操方面，程頤認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有人問程頤先生曰：「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頤則提出「絕對不能，有些人怕凍死餓死，才用飢寒作為藉口，要知道，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程氏遺書》卷二十二） ，作為衡量賢媛淑女的標準。他們的好後學朱熹（1130—1200）在〈與陳師中書〉也同意這樣的說法：「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為迂腐；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主張婦女“從一而終”、壓抑“人欲”。 程朱理學反對佛道的虛無主義，認為它忽略了倫理道德秩序，但同時又從道家思想裡借鑒了許多關於道的論述，作為儒家形上哲學體系的材料。其實這正是儒家經典《大學》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具體表現。朱熹的思想體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較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學之大成，朱子是繼孔子後，儒學集大成者。他的許多著作都是下細功夫的。他與呂祖謙共同編撰了一本著作《近思錄》作為理解四子書（指周、二程、張）的階梯，而他認為四子書是通往五經的階梯，《近思錄》曾為後世儒生必讀。 繼朱熹之後，明朝大儒王陽明（王守仁）將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個極致——心學。 清朝歪曲 熊賜履大肆鼓吹程朱學說，強調：“朱子之學，即程子之學。程朱之學，即孔孟之學。若程朱非，則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學，孔孟之學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學孔孟而不宗程朱，猶欲其出而不由其戶，欲其入而閉其門也。”乾隆五年（1740年）下詔說，程朱之學“得孔孟之心傳……循之則為君子，悖之則為小人；為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於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劉師培說“清代之學，迥與明殊。明儒之學，用以應世，清儒之學，用以保身” “章太炎也說“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權譎” “（王鳴聖）'未嚐一日廢書'，天天在與聖賢打交道，但讀書和立身已經分成兩件事，聖賢也就無法感化他了。” “嘉道年間的沈垚說:'乾隆中葉後，士人習氣，考證於不必考之地，上下相蒙，學術衰而人才壞。 程朱理學真正被閹割是在滿清的時候，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呂留良在滿清統治下的遭遇。 許多人知道呂留良是因為滿清的文字獄，知道他是一個有強烈反清復明的民族思想的人物，死後被清廷挫屍梟示，但未必知道呂留良本身恰恰是一個程朱理學最堅定的信奉者與宣揚者。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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