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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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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說“如呂留良，乃於清廷設科取士之朱子《四書》義中大張民族主義，罹剮屍之刑。雍正皇帝頒《大義覺迷錄》一書，昭示天下舉子，盡人必讀。乃不久，其書亦同遭禁錮，舉國無一人能見。直至清之末葉，民間始再印此書，與呂留良書同獲重見於國人。今人多能談清廷文字獄，屢行文字獄者為雍正，而雍正禦著書亦同受禁錮，此誠曠古奇聞。在呂留良看來，程朱理學和儒家觀念本身就提供了批判君主專制和異族統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學中批判私心，批判功利，其矛頭所向不是平民百姓，恰恰是君主和官員等統治階層。 而呂留良所說的“漢唐以來，人君視天下如其莊肆然，視百姓如其佃賈然，不過利之所從出耳，所以不敢破制盡取者，亦惟慮繼此之無利耳。原未嘗有一念痛癢關切處耳。”這種說法已經類似於一些解放後一些政治教科書中的說法，即皇帝是地主頭子之類，就算對百姓好，也是為了維護自己長遠利益云云，“所以不敢破制盡取者，亦惟慮繼此之無利耳”。 至於“自天子以至於一命之奉，皆謂之天祿。天祿本於農，祿自農生”，那已經等於是說皇帝和官員的俸祿其實都農民供給，是農民養活了他們。 嚴格說來，呂留良對程朱理學進行的這種解釋和闡述，並非是他個人的發明，而是程朱理學的本義所在，而且在明代，許多知識分子也都是這樣來理解程朱理學，並且以程朱理學為根據，對皇帝的行為進行種種規範約束，甚至直接指責皇帝，漫罵攻擊皇帝，只是呂留良的闡述顯得更為通俗而已。 [1] 晚清實況 在晚清時期的傳統學術格局中，程朱理學作為官方哲學和社會意識形態，晚清理學的複興，除表現在清政府制定學術政策時不斷強化程朱理學的社會地位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理學宗奉者人數眾多，出現了一些較為活躍的學術群體，理學聲勢一度有所壯大。 道光朝以後，伴隨漢學式微，理學宗奉者活躍起來。尤其是在宋代理學家週、程、張、朱等人曾講過學的湖北、河南、陝西、安徽、福建等地，宗理學者聲氣相通，結成群體，其規模和聲勢均非乾嘉年間可比。湖南在清代受漢學影響較小，理學陣營龐大，多數士大夫奉理學為尊，諸如陶澍、賀長齡、賀熙齡、唐鑑、胡達源、羅澤南、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均好理學。河南以理學知名者有劉廷詔、王檢心、王滌心等。關中地區自宋代以來就有講求理學的傳統，晚清時期，朝邑的李元春、周至的路德、三原的賀瑞麟等人尊奉理學，又通過講課授徒，培養了大批理學後進。安徽以桐城為中堅，擁有方東樹、姚瑩、方宗誠、方潛等一批篤守程朱之道的學者，而霍山的吳廷棟、六安的塗宗瀛、當塗的夏炘和夏炯兄弟等也以理學聞名。 理學復興 學術風氣 從時間上講，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鑑“再官京師，倡導正學”，可視作理學振興的重要標誌。顧云《盋山文錄》說：“道光之末世，儒講漢學者浸微，於是唐確慎公鑑、文端公倭仁、吳侍郎廷棟諸人起而講宋學，曾文正公國藩亦會焉。”（顧云：《羅文學蔣孝廉別傳》，《盋山文錄》卷五）這一年，唐鑑奉旨內轉太常寺卿，在他周圍聚集了倭仁、吳廷棟、曾國藩、何桂珍、呂賢基、竇垿等一批理學名士，從而在京師結成一個講究程朱理學的學術群體。道光末年這種崇尚正學的風氣，與乾嘉時期“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的局面，形成鮮明對照。 官員支持 唐鑑是理學復興的宗主，倭仁、吳廷棟、曾國藩等則是理學復興的主將。同治年間，倭仁、吳廷棟、李棠階以“正學”立朝，大大提升了理學的地位。方宗誠稱：吳廷棟“與倭公艮峰、文園李公同朝。時倭公以大學士為師傅，李公以尚書掌軍機，雖各有分位，未能越俎，而道義相契，可以密相贊襄，切磋德業，海內稱為三大賢。都中凡有志正學之士，皆以三公為依歸焉。”（方宗誠：《吳竹如年譜》，見吳廷棟《拙修集續編》附錄）在地方，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集團也糾集了大批理學人士，除湘軍首領左宗棠、胡林翼外，羅澤南、劉蓉、李元度、郭嵩燾、劉長佑、丁善慶、王錱、李續賓、李續宜、蔣益澧、賀興範、鐘近衡、劉典、塗宗贏、方宗誠等，或為湘軍成員，或一度為曾國藩幕僚，均有理學背景。從一定意義上說，湘軍集團就是一個理學大本營。 晚清時期，宗理學者為維護程朱道統，傳繼正學，還撰寫了一批學術著作。其中，表彰程朱理學的學術史著作有潘世恩的《正學編》、何桂珍的《續理學正宗》、唐鑑的《國朝學案小識》、王棻的《台學統》、徐定文的《皖學編》、黃嗣東的《濂學編》和《道學淵源錄》等；捍衛程朱理學正統地位的著作有方東樹的《漢學商兌》、羅澤南的《姚江學辨》、劉廷詔的《理學宗傳辨正》等。此外，諸如倭仁的《倭文端公日記》、吳廷棟的《拙修集》等，在當時也富有影響。這些理學著作雖參差不齊，但從不同方面提高了程朱理學的學術地位，壯大了程朱理學的社會聲勢。 起義之變 晚清時期的理學復興很大程度上與理學宗奉者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以及“同治中興”過程中所取得的事功建樹有關。 曾國藩集團因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而受到朝廷重用。咸豐末年，曾國藩得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權傾東南，隱掌半壁江山。同治年間，曾氏集團的毛鴻賓、駱秉章、彭玉麟、李續宜相繼被任命為湖南、四川、安徽、湖北等地的督撫，江西、浙江、福建、兩廣、陝西、雲貴等地區的督撫權力也一度為曾國藩集團所掌控，以至有“西至四川，東至海，皆用湘軍將帥，則皆倚國藩為重”之說（王闓運：《湘軍志》，岳麓書社1983年版，第61頁） 。 在京城，同治元年（1862年），倭仁一載數遷，在短短8個月中，先後擢工部尚書、同治帝師傅、翰林院掌院學士、協辦大學士、大學士、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李棠階、吳廷棟也於同治元年召入京城，多次升遷。同治帝的其他幾位師傅如李鴻藻、徐桐、翁同龢也好程朱理學。理學名儒同時榮登權要，這在晚清政治史上尚屬首次，在理學發展史上也不多見。 曾氏集團具有濃厚的理學色彩。曾國藩治軍雖不全靠理學，但以理學經世、以理學治軍卻是他的特色，於是，其政治成敗便直接影響到世人對於學術的看法，影響到學術的命運。正如梁啟超所說：“羅羅山（澤南）、曾滌生（國藩）在道咸之交，獨以宋學相砥礪，其後卒以書生犯大難成功名，他們共事的人，多屬平時講學的門生或朋友，自此以後，學人輕蔑宋學的觀念一變。”（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五，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6頁）可以說，社會危機引發了地主士紳和封建士大夫對倫常秩序的重視，推動了理學復興；而理學的複興，又強化了封建士紳和士大夫階層的封建意識形態，增強了他們對封建王權的向心力，從而使他們最終成為清政府戰勝起義軍的依賴性力量。從這個角度說，湘軍集團的崛起也可視為宗理學人士衛道的結果。 關於程朱理學與封建政治的這種結合，戊戌變法期間，力主守舊的曾廉曾說：“其在道光時，唐鑑倡學京師，而倭仁、曾國藩、何桂珍之徒相從講學，歷有年數。羅澤南與其弟子王錱、李續宜亦講學窮廬，孜孜不倦。其後內之贊機務，外之握兵柄，遂以轉移天下，至今稱之。則不可謂非正學之效也。” （曾廉：《應詔上封事》，《戊戌變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93頁）就晚清時期的“同治中興”與“理學中興”的關係而言，在某種意義上，倭仁、曾國藩等理學人士的“文治”、“武功”，促成了晚清時期所謂的“同治中興”；而宗理學者所取得的政治地位和造就的政治局面，反過來又提高了程朱理學的社會地位，成就了“理學中興”。 再次，程朱理學在晚清時期仍擁有龐大的社會基礎，在廣大中下層民眾的思想和信仰世界中佔據統治地位。 晚清時期，儘管程朱理學不斷遭受來自各方面的衝擊，但就整體而言，作為封建社會後期的意識形態，它仍然受官方的重視，並在民間擁有大量的信奉者與支持者。 民間影響 科舉制度是清政府最為主要的選官制度，而科舉考試則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本，尊奉程朱理學是其宗旨。 作為一種思想信仰和道德學說，程朱理學在民間有廣泛的基礎。晚清時期各地的方志對此有廣泛而詳實的記載。在編纂思想上，全國各地方志無不把宣揚程朱理學及其道德倫理作為首要職責，這實際上很好地說明了地方社會和基層民眾對理學的看法。而方誌中所錄忠、孝、節、烈人數的大幅度增長，則從另一側面說明：廣大民眾並未因社會危機的加劇而能在短時間內突破綱常名教的桎梏，失去對封建道德倫理的信仰。相反，在各種因素的複雜作用下，封建制度的危機有時還強化了他們的這種思想信仰。儘管程朱理學並不等同於封建道德倫理學說，但卻是後者最為主要的理論來源，正如理學人士所：“性命之理，著落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中。”程朱理學與封建宗法制度、封建道德倫理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從這一層面上說，人們對封建綱常名教的維護實際上即是對程朱理學的維護。 晚清時期的所謂“理學復興”主要體現在同治朝及其以前的這段時間。同治朝以後，理學名儒相繼去世，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和啟蒙思潮的衝擊下，程朱理學迅速衰落下去。光緒、宣統年間，宗理學人士無視時代大潮，篤守理學往往與頑固守舊聯繫在一起，為進步人士所唾棄。伴隨清王朝的滅亡，程朱理學失去了官方哲學的統治地位，對普通民眾社會文化生活的影響也日漸式微。 批判觀點 明末，湖北人李贄針對正統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欲”的命題，他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的主張，認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對正統思想提出了挑戰。 清朝以後，“反理學”的態勢一度形成。顏元此後力反程朱的守靜與虛學，痛斥朱熹是“滿口胡說”、“自欺欺世”，“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4]；又批程朱“徒見道於紙，談道於口，考道於筆”。他深感“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也”，他說：「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做弱人病人無用人，皆晦庵（朱熹）為之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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