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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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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把東突厥降民安置在幽州至靈州一線，分突利可汗之地置順、佑、化、長千州都督府，以突利為順州都督統其部眾；又分頡利可汗之地為6州，置定襄、雲中二都督府，任命阿史那思摩為北開州都督，統轄頡利舊部，阿史那蘇尼失為北寧州都督。 頡利可汗被俘後，突厥餘部共推小可汗斛勃為主，打敗薛延陀，在金山（阿爾泰山）之北建立牙帳，自稱乙注車鼻可汗，收籠突厥散族，有兵3萬人，勢力復強。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太宗派高侃率回紇、僕骨兵攻打車鼻可汗，突厥各部紛紛投降。唐朝在其地設置新黎等12州，分隸雲中、定襄二都督府。高宗永徽元年（650年），高侃率兵出擊，突厥諸部不服車鼻可汗調遣，車鼻遁逃，在金山被唐軍捉獲，其部眾被安置在鬱督軍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國抗愛山北），設置狼山都督府統轄。唐朝在此基礎上設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統領各都督府，有效地管轄這一地區。此後，中國史籍中的突厥事蹟逐漸消失，而在波斯人、阿拉伯人、拜占庭人和後來的西方人的史籍中，一批批名為“突厥人”的部族卻在中亞大地上縱橫馳騁，給世界歷史留下深遠的影響。 10世紀末頃起，薩曼尼朝衰微，在內部紛爭的情況下，領土內的突厥族逐漸得勢，自稱君主。到了該世紀的最後年代，布格拉汗的後嗣伊列克（Ilik）汗遂進入布哈拉取代薩曼尼朝。這個王朝的勢力達到天山南路的西部大概從這時開始。據伊斯蘭教史家的記載，1043年有巴拉薩衷和天山南路的喀什噶爾（即漢代的疏勒）附近突厥族一萬帳皈依伊斯蘭教。這應是領有粟特地區的布格拉汗朝即黑汗王朝發展其勢力於天山南路西部的結果。到該世紀末，喀什噶爾向的葉爾羌（漢代以後稱莎車）也傳入了伊斯蘭教。這從當地新出土的文書可以得到證明。該文書為伯希和所獲，內為寫有1096年日期的關於當地突厥人買賣土地的內容，當事人要在伊斯蘭教徒官員面前宣誓。用語為阿拉伯語，書式為伊斯蘭教徒中間流行的普通形式，署名混用阿拉伯字和回鶻宇。這說明對不會寫阿拉用文字的人允許使用回鶻字．伊斯蘭教傳播以前流行於天山南路突厥人中的這種文書的用語為突厥語，書式全模仿唐時的形式。由於伊斯蘭教的傳播，才有上述這種變化。 伊斯蘭教在突厥人中的傳播，像其它宗教例如摩尼教傳播的情況一樣，不單對他們的信仰，也對其一般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如前所述，伊斯蘭教徒都要直接學習阿拉伯文聖典，隨著伊斯蘭教信仰的盛行，阿拉伯文字和語言也在教徒中得到迅速的傳播。從而在閱讀聖典以外的用同樣語言寫的書籍並獲得各種知識的同時，也為用突厥語阿拉伯宇母撰寫著作開闢了道路。著名的《福樂智慧》（Qudatγu Bilig）的發現就是這個勢頭的開端，為當地突厥文學興盛揭開了序幕。此書為巴拉薩袞人尤素甫Yusuf於1069年在喀什噶爾寫成，是獻給哈拉布格拉汗的。依現存維也納寫本，全書由73章組成，用當時該地流行的突厥語韻文以阿拉伯字寫成。尚有用回鶻字書寫的抄本。這是為不懂阿拉伯字的人專用回鶻抄寫的。其內容為從伊斯蘭道德立場，說教處世之道，把正義、幸福、智慧、知足四者人格化，用這四個人的問答形式來布上正確之道。著者說此書主要是為王者寫的，但也適用於民眾。著者又說用阿拉伯語、波斯語寫成的這等著作很多，但用突厥語寫成的這是第一次，突厥人對此書能用突厥語寫成，會感到驚嘆。在當時當地伊斯蘭教徒間所謂書籍，一般只知為波斯語、阿拉伯語的，現在看到有用阿拉怕文字拼寫自己語言的大部頭著作當然要感到驚異和得意了。應當承認，在當地突厥族的文化發達上，信奉伊斯蘭教當起了很大作用。 在這突厥族伊斯蘭教徒文運進步的開始階段，尚有與《福樂智慧》幾同時編寫的用阿拉伯語解釋的《突厥語大詞典》[3]，但文化一般水平的提高不是很容易的，突厥文學引人注目的發展尚有待三百年以後。兩河地方由於突厥族的侵占，粟特人遭到毀滅的命運。古粟特文明到了11世紀中期也和其語言一起差不多已消亡，代之而起的為在當地得到發展的同屬伊斯蘭語的波斯語。由於宗教上的關係，阿拉伯語當然佔有優勢。但阿拉伯語屬於閃（米特）語系，與伊蘭民族的語言不同。當伊斯蘭教徒征服波斯後，東方伊蘭民族在各種事情上總是與巴格達教主的政教合一政權發生捭闔，他們在語言和一般文化上仍頑強地執著於固有的傳統。在從來通行於中亞到東亞的粟特語滅亡後，代之而起的波斯語直到突厥文字興盛時為止，一直保持著這種狀況。蒙古時代波斯語成了中亞及其以東的國際語。 蒙古領有中央亞細亞是西域史上的大事件。從文化方面來看，無疑是阻礙了其前進的步伐，但也來產生什麼大的變化。蒙古原為崛起於漠北的小部族，文化發達程度與附近的部族相同，到底尚未離開未開化的狀態。隨同其勢力的發展，諸種制度也漸次具備。要之，在開始時不外是採用契丹、女真、回鶻等先進部族的東西，其中尤以受回鶻文化影響最多。蒙古襲用回鶻文字就是一個證明。認為蒙古族的活動有如惡魔之猖撅，所到之處破壞了所有文化的說法不見得妥當。蒙古人的一貫方針是，對進行抵抗的雖實行徹底的破破和殺戮，但對不抵抗的則讓其保持原樣。蒙古族自己沒有高度文化，所以很注意吸收所有文明的優點。在佔有中亞後，即使未對其文化的發展有過貢獻，但也未故意阻止其發展。所以中亞文化在蒙古族佔有該地後，仍緩慢地有所發展。事實上伊斯蘭教並未受到蒙古政權的任何迫害，而是和其它宗教一樣享有信教和宣傳的自由，其教徒也得到蒙古之任用，未受任何限制。成吉思汗西征時在花刺子模首都得到提拔、以後服務於幾代蒙古可汗的、在理財上建立功勞的牙刺瓦赤、馬思忽惕父子兩人，以及其它受到蒙古朝廷重用的伊斯蘭教徒是很多的。在蒙古政權初期被任命掌管錫爾河、阿姆河之間地方民政的有名的Jumilat-ulmulk，不言而喻也是伊斯蘭教徒。他當時在那裡建有許多伊斯蘭教寺院和學校，蒙古人對此種事業未加任何壓迫，從而此時伊斯蘭教得到了更大的發展。不僅幾乎擴及到全部突厥人中，在新來中亞的蒙古族中也有改宗者，並給其廣泛進出東亞創造了條件。 南宋滅亡後,中國在元朝統治下統一了,各民族間的關係也有了新的發展變化,東北的女真人、契丹人,漠北的蒙古人,西北的維吾爾人,西南的藏、彝、白、僮(壯)、苗、瑤等各族人民,都處在這個統一政權範圍內。最高統治階級所屬的蒙古族,過去只局限於在大漠南北游牧生存,同中原來往不多,現在則通過駐防、分封、屯田、從政等關係,大量遷居內地,吸收漢族文化。原來的契丹人、女真人,由於遼金兩朝的會聚融合,多數都已漢化,元朝也稱他們為漢人。這時還產生了一個新的民族--回回族。他們原是居於中亞和西亞信奉伊斯蘭教的突厥人、部分維吾爾、波斯和阿拉伯人,自唐代以來就有東遷者,蒙古西征後,中西交通大開,加之元朝和中亞、西亞政治經濟關係的密切,他們就大批來到中國內地,在和漢族人的多種交往中,他們仍保有信奉伊斯蘭教的風俗習慣,從而形成了一個不同於漢族和其他族的新民族--回回族。回回族在燕趙地域也多有分佈。 伊斯蘭教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唐朝初年傳入中國,遼時傳入燕趙。據史籍記載,遼耶速魯丁奉敕建造北京牛街禮拜寺,為伊斯蘭教傳入燕趙之始。元代,成吉思汗對投靠他的外族人及其宗教實行寬容政策,一些信奉伊斯蘭教的中亞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開始和蒙古人接觸,當時的官文書中稱他們為"回回人"。 1219年蒙古軍3次西征後,回民大批進入中原,有許多被編入"探馬赤軍"。蒙古統一戰爭結束後,忽必烈下令各地探馬赤軍"隨地入社,與編民等",大批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民在燕趙定居下來,他們保留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在燕京、和林、定州、易縣建立了一些清真寺。易縣城內禮拜寺內一幢碑,稱其寺建於元朝。定州市禮拜寺內一幢碑,建於元至正八年(1348年),碑文中對回民人數、建禮拜寺及對伊斯蘭教的教理、教義和一些制度都作了記述,成為燕趙伊斯蘭教傳播情況的最早記錄。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八八《為在大都回回戶不納差稅事狀》雲:"今體察到本路(中都路)回回入戶,自壬子年元籍,併中統四年續抄,計二千五百九十三戶。 "反映了伊斯蘭教在北京的流傳情況。 《元史·贍思傳》稱,贍思家居真定(今河北正定),贍思是元代政治家,回族學者,他在正定的定居,為伊斯蘭教在燕趙的傳播做出了貢獻。 軍事 突厥軍隊最主要的裝備是戰馬和兵器，中國史書雖有記錄，但頗嫌簡略。因此必須用考古資料來詮釋文獻，才能提供一個關於突厥軍隊裝備的具體概念： 《唐會要》卷七二《諸蕃馬印》條云："突厥馬技藝絕倫，筋骨合度，其能致遠、田獵之用無比。 "這裡已經概括地描述了突厥馬的體質結構和工作性能，下面根據考古資料作些補充。前蘇聯科學院物質文化研究所考古隊，曾在阿爾泰的牧民古墓中，掘出馬的殘骸23副，其中屬於七、八世紀即突厥時代的共12副，包括肢骨10件、頭骨6件。據查勒金研究，這12副馬骸有11副可歸入體高134——142厘米的"草原"馬型，即幾乎佔總數的92%。因此可以確定，突厥時代阿爾泰馬群基本部分的體型與現代哈薩克馬近似。哈薩克馬即我國所謂"伊犁馬"，是良種之一。 《唐會要》的上述記載，看來是可信的。 有馬必有馬俱，但文獻失載，因此只能全部徵引考古資料。馬鞍大概因質料不便長久保存，所以沒有遺留到今天，但馬銜和馬鐙則曾大量出土。突厥時代阿爾泰的馬銜是鐵製，成對，但不完全相稱。銜有兩環，環端穿孔繫帶。帶扣由鐵、銅或骨製成，扣裡有活軸，使帶可鬆可緊。馬鐙據庫萊墓葬群出土所見，可分三類： （l）最流行的是寬鐙板、小革孔的8字形馬鐙； （2）形制略簡，環孔頂端扁平，開一革孔； （3）此類形制最繁，環孔上方有高鼻，革孔橫開。 這些馬鐙製作甚巧，環孔及樓板鏤刻花紋，有的鐙還鑲上草木紋銀錯。馬橙的使用對突厥軍隊具有重要意義，因為騎士的腳有了著力點，便能變砍擊為切擊，從而提高殺傷效果。 突厥軍隊使用的兵器，據《周書·突厥傳》雲："兵器有弓矢、鳴鏑、甲鞘、刀劍。 "現參照考古資料，分為射遠器、衛體武器、短兵和長兵四類，逐項進行考釋。 （l）射遠器：包括弓矢和鳴鏑。阿爾泰人在銅器和鐵器時代早期，用簡單的曲體木引七至九世紀才使用形制較繁的引從阿爾泰突厥墓的發掘中，可知這種弓具有如下結構：木胎，把手及兩端以骨為社。卸弦平放時其長度為1.25米，持滿時兩端曲屈成M字形。這種骨襯M字形弓，其射程、強度和準確性均較古弓為佳。鐵製箭鏃多為三角形的三葉鏃。鏃葉穿孔，鏃的下方附有鑽孔的骨質球體，射出時遇風發響，這就是"鳴鏑"。 （2）衛體武器：阿爾泰古墓至今尚未發現突厥人服用的盔甲。但中國文獻對此屢次提及，如唐太宗說突厥"以甲胄為常服"（見前引），黑齒常之"見賊徒（指突厥兵）爭下馬著甲"，皆是。古米列夫認為有無甲胄是侍衛之士與控弦之士在裝備上的重要差別。這可能是甲胄不見於阿爾泰墓的原因之一。 （3）短兵：根據阿爾泰突厥墓葬品及蒙古和南西伯利亞突厥石人像的佩飾，可把馬刀、匕首和劍歸人這一類。馬刀柄直，有十字形的臘（也有彎柄無臘的），刀身厚重。匕首也是直柄，惟刀鋒有楔。劍製作甚精，劍身樓刻圖案，可能是貴族佩用的外來品。 （4）長兵：目前僅知有長矛和馬絆兩種。阿爾泰墓出土的鐵矛，其形制為銎管頗長，矛尖狹長成校形，以利戳甲。馬絆即套馬索，既是游牧人的牧具，又是一種武器。由於它有這樣的價值，所以突厥法規定盜馬絆者處死。 突厥軍隊的上述裝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相當優越的，難怪毗伽可汗十分自豪："我父可汗的軍隊有如狼，他的敵人有如羊！ " 突厥軍隊的優異裝備，除自身"工於鐵作"並繼承前代游牧人的技術遺產外，還與直接利用局部的資源有關。例如黠戛斯"每雨，俗必得鐵，號迦沙，為兵絕犀利，常以輸突厥"。難怪有人把黠戛斯所在的米努申盆地稱作"突厥汗國鐵器製作和兵器生產的基地"。至於當時先進漢文化的影響也值得注意。隋唐兩代突厥與中原連年文兵，通過俘掠和投奔等途徑，人突厥的漢人為數甚多。據《隋書·突厥傳》雲："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 "可知突厥的"強盛"與這些"中國人"有關。至於他們對突厥軍事技術有何影響，史無明載，下面所述只是一些跡象："突厥頡利可汗攻馬邑，以（高）開道兵善為攻具，引之陷馬邑而去。 "看來，突厥人是在中原降兵幫助下獲得有效的攻城手段的。此外，唐代河東道"北邊突厥"，這個地區以產弓著稱，故李德裕"請甲於安定"，同時又請"弓人於河東"。弓既是重要的兵器，而河東又屢遭突厥踐踏，很可能有一批弓匠被擄入突厥，成為促進漠北制弓技術發展的外來因素。 經濟文化 由於突厥人所居地高昌北山一帶盛產銅、鐵等金屬，突厥在南北朝時期就掌握了鍛冶技術。 突厥人約在公元五世紀時，就開始創造並使用文字了。字母約有三十五個，有元音五個、半元音兩個，輔音分硬性、軟性和流性。每個字母有幾種不同寫法，字與字之間介以一個或兩個點，通常由右向左橫寫。清光緒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九年）發現的樹立在今鄂爾渾河畔的突厥文《闕特勤碑》及隨後發現的突厥文《暾欲谷碑》是現存最珍貴的突厥族文化史料。這幾個碑銘是公元八世紀前半期建立的，用散文書寫，詞藻華麗、名式整齊，還有對偶句，表現了一定的文學修養。 敕勒川自公元四二九年敕勒川人數十萬落從貝加爾湖遷來，經過敕勒民族與蠕蠕等其他兄弟民族近一百多年的共同經營與開發，已經變成了人畜兩旺、畜牧業空前發達、農業也已開化的富饒的北方草原了。 後自西魏大統十二年（公元五四六年），也即斛律金唱《敕勒歌》那一年，突厥首領阿史那土門打敗並合併了鐵勒各部五十餘落（戶）。木桿可汗時，又擊滅柔然。從此，突厥汗國勢大力強，威服了塞外諸族，不僅擺脫了柔然的種族奴隸的“鍛媽”地位，而且成了北方各族的最大的奴隸主。從此，有較先進文化的突厥人便成了接替敕勒人開發敕勒川的主人了。 突厥人民和被突厥統治下的其他各族人民，以他們勤勞的雙手和智慧，在原有牧業經濟的基礎上，發展了手工業和農業，不斷改變著敕勒川單純牧業經濟的繁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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